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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1页）

世界注释标题最初发表于1994年《花城》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还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二

多少年后，一九八九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用英语致词。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先生，请你说中文。”

三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

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注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四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或更早的时候开始，一场文化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坛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因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因其种种无法摆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会于心，但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精彩。他们被尊为区域性名人，但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作者可以在艺术上平庸得一塌糊涂，唯独有一点上却绝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揪鼻涕，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入都市之后，被财富和做派吓得两眼发直，大气都不敢出，于是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下注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我身旁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之际，既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追究。让记者高兴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往话筒里喂入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懂得在诉苦之余还应加一点文化作料，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比方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汽车赛一样来看绣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制造者更应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糊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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