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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营救（第3页）

在步行到一个道观时，前面出现了日本人。中国人将他们藏进了地洞，他们身边的游击队员个个攥紧了枪——美国人甚至怀疑那些破旧的枪到底能不能打响。他们听到日本人在外边四处敲打，还听到老道士和村民的惨叫声，显然他们挨了打。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怀特对此非常感动，“这些人都极端贫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通过出卖我们为自己换取巨大的好处，但显然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对我们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就足以保证他们不会那么做”。

历经磨难的九号机组终于到达了安全之地，劳森机组两天前刚刚经过这里。美国人奢侈地得到了香皂和干净的衬衣、短裤。晚餐非常丰盛，一群中国小女孩儿来向他们“献花，跳舞，歌颂飞行的奇迹”。第二天上午，地方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特别招待会，参加的有当地官员、学生和士兵，他们接受了中国人的欢呼。在政府官员讲完话后，他们每个人也做了简短发言——估计也没几个人能听懂。午饭，他们吃了鸡蛋、猪肉和香肠。

“不管我们到了哪里，人们都争着来看我们，”怀特在日记里写道，“一个小孩儿钻到我的椅子下边，被他的母亲拽出去扇了耳光。他大哭起来，我给了他1美分，他立刻就不哭了。”

成功脱险的各个机组陆续到达衢州。当杜立特于4月26日赶到那儿时，机场已聚集了56名机组成员。能够活着重聚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激动，希尔格在日记里写道：“就像回到了家，我们快乐得像小孩子似的。身在国外，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张熟悉的面孔。”领航员韦尔德回忆说：“在这里我们既是怪人，也是名人。”琼斯和怀尔德回想起在玉山火车站下车时，看到一名身着西装的绅士站在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的最前面，用流利的英语告诉他们：“我是玉山市市长王丹尼，我们专程前来迎接来自美国的英雄！”

27日，杜立特赶往上饶，专程拜访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如何营救被俘的机组成员。顾祝同再次下令各区县进一步开展搜救活动，沿海所有船主都被告知，特别留意可能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

作为对美军空袭东京的报复，日本人的飞机几乎天天光顾衢州机场，美国人必须尽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他们随后被分批送往重庆。

日本人的老巢也挨了炸弹，这一消息给满目疮痍的山城带来了短暂的欢乐时光。不管认识与否，在重庆的所有美国人都会被迎面拦住以示祝贺。有人提议将美国人轰炸东京那一天定为一个特定的节日。军政部长何应钦高调宣布：“日本军国主义的梦魇只有用炸弹才能粉碎，对日本的这次袭击仅仅是个开始。”4月29日，刚刚到达重庆的杜立特就应邀与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共进晚餐。他被告知，参加行动的每个人都将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4月30日中午的盛大宴会由蒋介石亲自做东。先行来到的蒋夫人——她在中国被誉为不带军衔的空军司令——对美国飞行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她瞬间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对此，雷迪后来写道：“夫人是我有幸遇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聪明、机智而美丽。”

蒋介石在午餐将要开始时抵达。委员长向飞行员们敬酒，与大家一起为罗斯福和未来的胜利干杯。在美国人眼中，相比漂亮的夫人，蒋介石显得平淡无奇。饭后，雷迪请蒋夫人在自己日记首页的地图上以及一张带有机组成员署名的钞票上签名，驻中国的比塞尔上校立即制止了大家争相索要签名的行为。比塞尔拿出一枚美国飞行员佩戴的翼形徽章赠送给夫人，蒋夫人坦言还想要一顶飞行帽，几名飞行队员不约而同摘下了帽子。雷迪说：“她开始试戴那些帽子，先是格林宁的，然后是我的，我的帽子她戴上刚刚好！”他对此感到无比自豪。格林宁送给蒋夫人一套美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的徽章，后来他说：“我尴尬了好一阵子，笨手笨脚地围着她转，试图找地方能帮她戴上。”

当天21时30分，所有人再次到客厅集中，雷迪注意到蒋夫人佩戴着比塞尔白天赠送她的翼形徽章，“在她心脏一侧显眼的位置”。蒋夫人授予所有人“杰出服务勋章”，并与大家合影留念。雷迪正好站在蒋夫人身后。“这会让我女朋友嫉妒的！”雷迪向同伴嘟囔道。“她是一位金发女郎，还是黑美人儿？”显然听到了的蒋夫人微笑着回头问他。

蒋夫人为飞行员送上了自己的亲笔信，感谢他们袭击东京的伟大壮举：“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愿你们继续维护自由和正义，凭借你们的努力，当我们取得胜利时，将会逐步建成一个更加快乐、无私的国际社会。”

不是所有飞机都遭遇到坠毁的不幸命运，唯一例外的是斯基·约克的八号机——名字带斯基，看来也就该飞往苏联，那里的男人很多都叫斯基或夫斯基。由于频繁改装造成的疏漏，八号机的两个汽化器装错了位置，导致油量指示表提前报警，飞往中国已绝无可能。约克只好就近飞往海参崴以北40公里处的一个大型机场。人员和设备均毫发无损，这是整个行动中唯一幸存的飞机。

飞机立即被苏联人没收，机组人员也被扣留。苏联人似乎对他们颇为友好——毕竟他们与美国是潜在的盟友，斯大林目前急需美国的援助。约克询问一位看似面善的苏联军官：“可否提供油料？”并说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第二天早上就飞走，不给主人增添更多麻烦。显然他想得太简单了，八号机意外降落苏联已升级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和外交事件。

八号机降落海参崴的消息，3天后由苏联政府正式通报给美国使馆。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斯坦利——他刚到莫斯科还不到半个月——必须硬着头皮去破解难局。斯大林告诉他：“按照国际法，我们不得不将他们扣押。”让大使稍感欣慰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说：“飞行员在苏联绝对有人身安全，他们将得到很好的照顾。”斯坦利解释说，美国本意并非如此，其余飞机都按命令飞到了中国，这架飞机一定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麻烦才被迫转向苏联的。4月2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斯坦利抱怨说，此举将导致苏日关系更加复杂。斯坦利再次表示，马歇尔将军对苏联为美国机组成员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并再次声明“这完全不是故意的”。

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立即向苏联人提出了严正抗议，认为仅仅扣押是绝对不够的。那架飞机刚刚袭击了日本，苏联事实上等于为美国人提供了军事基地，这完全违反了两国之间《中立条约》的规定，并将危及下一步的两国关系。佐藤威胁，“由此所引发的一切后果都由俄国人承担”。

斯大林非常清楚日本人摊子铺得太大，目前暂无能力向西伯利亚发起进攻，因此根本不吃日本人那一套。莫洛托夫宣称：“扣留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一系列外交博弈随之展开，但往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在于双方都有顾忌。苏联人正在西线与德国激战，不愿在远东惹出新的麻烦。日本人更不愿意在离本土如此近的地方树立新敌。一旦苏日爆发战事，东京、大阪、名古屋每天都会面临之前那样的轰炸，日本势必要从前线抽调部队来保卫本土。正因如此，5月7日，佐藤向东京提出了让步建议：“这架轰炸机的机组成员抵得上另一场战争吗？”此事之后就不了了之。日本人继续不停抗议，苏联人也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地一味搪塞。但苏联人始终拒绝将飞行员交给日本人，双方就这样光打雷不下雨地在那里干耗。

对于约克等人来说，他们的遭遇与其说是扣押，倒不如说是按“克里姆林宫的客人”来对待的。几个人喝了苏联人不少伏特加，也吃了不少鱼子酱，这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苏联实属不易。他们先是被“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到了古比雪夫。辗转好几个地方之后，美国人来到了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这里距伊朗已经很近。

几个人商量着试图逃走，他们用身上仅有的钱贿赂了一名从事走私活动的阿富汗蛇头，他经常给苏联军官带来国外的食品和黑市货物。5个人口袋里共有3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大黄蜂”号上赢海军的。蛇头开价800美元，最后双方以250美元成交，蛇头答应带美国人偷越边境进入伊朗。

行动看似凶险却异常顺利，1943年5月11日，他们成功逃过边境，进入伊朗马什哈德的英国领事馆。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这些人经印度前往北非再到南美，最后辗转回到美国。战后，副驾驶罗伯特·埃门斯中尉根据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写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客人》一书，顺便又赚了不少稿费。

初看这苏联人水平实在太差劲，5个大活人就这样轻易跑掉啦？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默许，美国人想要逃脱绝无可能。1944年10月，美国驻苏联大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一起策划，准备将28名被扣押者从西伯利亚转移到伊朗塔什干。一封绝密电报中的话彻底露了馅儿，“为这些人安排一次类似去年那样的逃跑行动”。战后解密的档案表明，那名蛇头的幕后是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一切表明，美国人的逃跑是苏联人暗中授意并组织的，这样的方法使美国人属于“意外越狱逃脱”，苏联人最多属于看管不严，日本方面也无话可说。

在东京，政府对空袭造成的损失进行了统计：总计112座建筑被摧毁，53座建筑遭到破坏，87名居民死亡，151人重伤，311人轻伤。由杜立特一号机组造成的儿童死亡成为日本大肆宣扬的热门话题。那名四年级学生茂小岛的父亲发表声明，要从军为孩子报仇，不惜因此“以身殉国”。

虽然损失并不很大，却在精神上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冲击，这一爆炸性事件对开战以来一直沉醉于胜利之中的日本人无异于当头棒喝。此后一连几天，日本国民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4月20日，东京再度发布了空袭警报。在21日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负责本土防空的有关人员被撤职，陆军省人员也有变动。

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空袭带来的舆论压力。18日14时，东区指挥部就发表声明：“9架敌机被我方击落，我方损失不大，皇宫并未波及。”为掩盖自己的无能，日本报纸开始大肆宣传损失的轻微，声称美军的空袭是“彻底的失败”，并把杜立特等人描绘成魔鬼的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进行非人道、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随后日军从被俘飞行员口中得知，空袭行动指挥官杜立特的英文名字是“doolittle”，与英文“dolittle”发音相同，因此新闻发言人故作幽默地将这次轰炸讽刺为“成效甚微”，并进一步演化为“一事无成”。

政府在随后发布的公告中故意夸大了伤亡数字，并通过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告：“胆怯的袭击者故意避开了重要的军事机构和工业中心，盲目地在郊区投掷燃烧弹，尤其是学校和医院。这些无耻的偷袭者几乎全被我们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落，在场的东京居民高呼万岁！”

4月22日，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评论：“这本是一件不引人注意的小事，大多数东京市民都未意识到这次空袭警报与平时防空演习警报有什么不同。日本空防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表现出来：只有约10架敌机在中午时分突破了我们的警戒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通常可以起飞近百架飞机，但仅有10架突入我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防，这真是少有的纪录。他们不能靠近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因为我们的防御措施太完美了，因此敌机迫不得已，只能毫无目的地在郊区徘徊，在医院和学校投掷燃烧弹，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社论最后说：“这次空袭确凿证明，美国现在处于多么绝望的地步，这次空袭纯粹是当政者为了讨好美国的民众，堵住他们的嘴巴，平息他们的批评而已。”《每日新闻》写道：“敌军的袭击一无所获。”宫古当地的报纸宣称：“敌军最终选择了撤退，证明我们的防卫是无懈可击的。”麻薯新闻也嘲笑说：“美军软弱无力的攻击简直就是一出闹剧。”

政府官员开始在媒体上频频放话，表示袭击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曾任驻英大使的重光葵信誓旦旦地宣称：“空袭一点儿都不可怕。跟德国人对伦敦的空袭相比，这次空袭根本不能称为空袭。”新闻发言人堀智友评论说：“事实上，美军轰炸机很轻易就被我们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工事吓跑了。”防御指挥部的小林宣布：“单就空袭而言，无论多么猛烈的袭击都不能摧毁一个民族。”不知道3年之后，面对李梅b-29的火烧连营和随后的核弹攻击，这个小林又会说些什么。

日本人也不是光说不练。4月26日——空袭后第八天，在靖国神社的临时大祭上，大本营特地展出了b-25轰炸机的一片机翼和一根起落架管子，这些当然是从中国紧急空运回去的，它们属于法罗的第十六号机。在一株盛开的银杏树上，引人注目地挂着一具美军的降落伞。媒体重点提醒民众注意油箱上“北美航空公司”和降落伞上“加利福尼亚斯威特里克公司”等字样。东京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一首诗：

我们怕什么空袭，

广袤的天空坚如钢铁。

老少挺身的时候已经到来，

我们负有卫国的光荣。

来吧敌机，

哪怕是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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