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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第1页）

真实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有真实都是我们理解中的真实，是某种文化语境规定的真实。问题在于：这种规定是怎样完成和演变并且合法化的？前不久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一项新技术：通过测定面部的血流和温度，可以较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那么什么是说谎？什么是谎言所违背的“真实”？是谁规定了并且怎样规定了这个“真实”？为什么一旦违背了这个“真实”就会严重到引发生理紧张？会造成言说时的心悸以及面部血流和温度的突变？

“我去过太平墟”，这句话是真实的。“我怀念太平墟”，这句话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传统的知识认为，前一句是事实判断，可依客观标准测定；后一句则含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处境而异，其客观标准将随主观选择而游移多变。这样说其实还是过于乐观。因为前一种事实判断同样需要理解和描述，同样离不开主观的先入之见，离不开一系列文化符号的运作。什么是“我”？低智能生物会不会有“我”的概念？人是在怎样的文化觉醒后才把“我”与他者分离？还有，什么是“去”？“去”的位移在怎样的文化坐标里才能被辨别和比量？比方说在超光速运动的世界里或者分形几何的4.5维或2.7维空间模型里是否会面目全非？最后，什么是“太平墟”？为什么不能换一种说法，将其说成是那一片山地（地理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群楚民后裔（人种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系列事件（历史学意义）？即便我们奉行政意义为至高至尊，那么“太平墟（公社）”为什么不可以是曾经被命名的黄龙寨（清末时期）、或者第十八乡（日伪时期）、或者黄龙乡（土改时期）、或者红星高级社（合作社时期）？……这就是说，当说出“我去过太平墟”这一所谓事实时，我已经暗中预置和暗中筛取了大量的知识规约，不假思索地肯定了它们。

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规约，我无法这样说，至少是不会说成这样——我无法保证自己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面对测谎仪面不改色心不乱。

显然，“我去过太平墟”一语里的全部文化沉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会天经地义永恒不变。这正像1≠0这样简单的事实，一旦离开常规的参照系，在特定的数学条件下也能成为谎言。

这就是你说过的，事实与价值并不是那样截然两分，总是处于互为表里的状态，纯粹的事实判断和纯粹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每一项“真实”，都源于历史上某些非常复杂也非常激烈的文化斗争。经过一系列成功的符号运作，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毫不犹豫地判定什么是真实，说起来用不着面红耳赤；而且进一步相信凡真实才有价值，才是好。但文化斗争是天上飘下来的幻影而没有真实性的起点么？历史就是这样在数种或数十种文化符号的旋涡之中消散么？历史深处就不再有更为坚实的什么东西——比方我的一切所作所为就不再置身于真实与虚假的冲突？我对这种说法也有深深的不安。诚然，我相信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真实”，不过是符号配置的后果，比如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过是来自权力、组织及其各种相关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服从一整套有关尊严体面的流行文化体制，与其说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实，毋宁说是消费分子们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世间诸多物事有些已经高度符号化，有些只是低度符号化，甚至与符号性能无关，需要我们依据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这里出现，身体在这里出现。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面前，任何庞大的符号系统才显得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因为人的出现，层层叠叠的符号累积才能确立人的终极，依靠对人体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场一样获得了真实性的重力——尽管真实在文化符号覆盖之下总是晦黯不明，在当前文化符号巨量高产之下更加晦黯不明。我们当然应该注重人的心理需求，关于“尊严”的需求可以让有些人亡命轻生，哪怕以生理为兑换代价。但我们不能说一切尊严感都是同质的符号，意义生成的符号长链，或是源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于个人的畸态虚荣，两种尊严感终究大异其趣。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ficient）。这是一个衡量贫困化的指标，指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人的收入九成要用于基本生存之用，那么系数为0.9，故“现代社会”一般是指恩格尔系数极低的社会，至少低于0.5以下。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困顿在缓解，体力劳累在减轻，触觉不再占据全部感觉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饥饿、寒冷、疾病、创伤等刚性和极限的感受渐渐退出人们的知识范围，生理的需求更多让位于心理的需求，财物的竞比更多代理着文化的竞比，代理着什么样的生存才更体面、更文明、更个性、更有趣的计较。于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强，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号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实”变得混乱不堪，甚至渺不可寻。与此相比较的是，在一个极为贫困化的社会里，财物要“实”用得多，感受要“实”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粮食，可以成为验收一切真理的依据，物质的依据，客观的依据，独断论的依据，就社会一般和总体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号都只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了没有。我是说文化分析对“真实”的消解，完全是一个小康社会的现象，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端纯属自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大量涌现的现代“真实”有及时的知识反应，同时必须对判断标准的悄悄转换有足够的历史理解，必须理解在恩格尔系数0.5这个界标前后，真理不是一回事。在此之前，有粮食就是好的，有粮食的幸福是真的，这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几乎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但是在此之后，有别墅或更多别墅则不一定是好的，有别墅或更多别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没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不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这当然只是一个非常简化和粗糙的描述，只是选择了较为极端的例证。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其它。我想你完全了解当前的情况，仅就财富分配这一点而言，电视台正播放着非洲秃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行将饿毙的孩子，也正在播放着美国人为如何科学有效地减肥而发愁。二十一世纪同样有复杂的局面，有些地区和阶层已经、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贫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极限。因此，不仅过去的“真实”与今天的“真实”不同，这里的“真实”与那里的“真实”也不同，一个人在此事上的“真实”和在彼事上的“真实”也不同——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均质的历史和世界里产生着、发展着、交流着以及冲撞着。这使我们的符号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决定论——正像我们以前不能滑入经济决定论。

如果我们需要对“真实”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对某些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遗产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为了小心的自我设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测的外衣，变成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当前诸多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家那里一个越来越大的误区：符号学成了虚无化的符号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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