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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文化比政治、军事更深刻。

与李颙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颙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李颙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张岱的劳作，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

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

船头的浪，没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

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会留存它永恒的一面，但这个部分不会很大，我们千万不能对自己已懂和已做的一切给予过高的期许，以为可以进入永恒的层面。很多劳作，连“过眼烟云”也说不上，因为烟云总有不少人看见，而有些劳作除了作者自己，根本没有其他人“过眼”。我们的文化讨论常常以既存的文化范型和学者范型做坐标，说了千百个应该不应该，其实许多公认的应该，也由于时代的高速发展而变成低效和无效的文化陈迹，由应该而沦为不应该。那些争执，风声雨声，你来我往，都在做昨天的文章，真不如省下一点精力放在学习上，认真准备一点明天的功课。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优劣品评，没有绝对意义。作为一种历史遗迹来看待，当然自有历史功过可以评说，但几乎每一点，都功过相咬，相缠相绕；作为一种永不完成的流变，则优劣间又时时转化、互生互补。中国文化的柔性精神、中和之美、和谐追求、写意风致，比之于西方文化，处处都有令我们骄傲的理由，但也处处都有使我们羞愧的根据。因骄傲，固守恪求、刻板从事，美色很快成为疵点；因羞愧，弥补校正、治标治本，旧瓶竟载得佳酿。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各种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有一种“结壳式”的研究癖好，急急地用僵死的理论、狭隘的兴趣、武断的态度为传统浇铸硬壳。于是，这就是传统，那就是传统，传统成了历史大道旁一个个肃穆的坟茔；于是，正是不断指点着传统、呼喊着传统的人，葬送了传统。

这种“结壳式”的研究癖好，使人类文明史上最值得珍视的传统，变得面目可憎，使我们许多艺术家要一次次地啄破自己的“蛋壳”，才走上继承传统的正路。

传统和现代并不严格对峙，寻根意识和当代意识并不严格对峙。一条在丛山间蜿蜒曲折而终于流到了开阔平原的江流，仍然是这条江流；一个接纳、承载了这条江流的开阔平原，仍然也还是开阔平原。我们看到的是在平原上流淌的江流，和流淌着江流的平原，这里并不存在“要末江流、要末平原”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对峙性选择。

传统，不是已逝的梦影，不是风干的遗产。传统是一种时空的交织，是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那种有能力向前流淌、而且正在流淌、将要继续流淌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

延续传统，不是靠已有文化的拥堆而成，不是从艺术遗产中抽绎精华拼接而得，而只能靠沉淀着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艺术家的生气勃勃的个人创造。文化的梳理、堆垒、普及，都不能直接酿发创造。创造，只能依仗天才。这也许是艺术创造工程的特殊归宿：最后，整个工程都在艺术天才身上会聚。

历史上，一切最出色地创造了传统的艺术家都并不着意论证和呼吁传统，而只是依凭着自己的天性素质自由倾泻。一个能够自由倾泻自己天性的艺术家是不可能没有传统意识的，因为他要寻找到自己就必须寻找到自己的时空立足点，而寻找不到自己就不可能有点滴真正的自由。一个能够自由倾泻自己天性而又能引起广泛社会感应的艺术家更不可能没有传统意识，因为他的厚重、他的广纳、他的备受欢迎，都是心理层累丰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激扬艺术自由，培植大艺术家，其实也就自然而然地激扬和培植了传统。传统，只能存活在伟大艺术家的现实创造中。

适应，并不永远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如果黑海夜航的船长的眼睛，完全适应了航标灯的灯光，那么，航标灯就大大降低了刺激他、提醒他的信号功能，很容易发生事故。于是，航标灯以一明一暗的节律，来打破眼睛的适应。同样，对于美的对象，欣赏者如果完全陷入适应，两者的审美关系就趋于疲顿。惊喜感失去了，发现的乐趣失去了，主体对于对象的趋求意向失去了，美的价值，美的魅力，自然也随之而锐减。

适应是一种惯性，一种惰力。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适应只是对审美关系的和谐性所作的停滞式的设想。正如世间的平衡都是相对的一样，适应也至多是对某些瞬间的粗浅描述。创造，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对适应的打破，改变和谐而又停滞的粘着状态，把动态过程往前推进。

任何推进都意味着不平衡，并以不平衡为动力。就像人走路，只要开步，左脚和右脚就会突破平列状态而产生离异；此后，一步一步，不是左脚追赶右脚，就是右脚追赶左脚，只要还在行进，从来也没有两脚完全平列的时候。如果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步关系”，那么，同步关系也就是互相追赶的关系。这是一种由永远的不适应而构成的前驱态势。迷恋平衡，迷恋适应，只能停步。

中国古语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正是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感知的适应性。注意、情感、理解、想象等心理活动，也都会出现适应。当人们对于所遭遇的人事完全适应，失去任何陌生感和异己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厌倦的开始。

经历了荒芜的年月之后，很容易对荒芜之前的繁茂产生过分的、带有很大幻想成分的渲染、夸张和敬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沉耽于此，毕竟不是前进。如果以此来嘲笑和蔑视那些想“找出一种新型艺术的人”，那就更不对了。

我们能确切地从过去推知未来么？恐怕很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的，是中国戏剧文化的一脉流程，时断时续，时宽时窄，时急时缓……它流到现代的大地上，已嫌单薄，更何况它还要流向更广阔的未来。

未来，将是时间和空间的两度展开：只有无限的广阔，才能转化为无限的前途。

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刻板公式和僵硬框范对于艺术活动的控制能力正在急速消退。但是，中国戏剧文化的历史流程，是出现在封建大一统的土壤上的，因此它对眼前如此广阔的天地，还缺少思想准备，还缺少对应能力。它需要对自己作出新的调整，调整的幅度，决不会小于它曾经经历过的最大调整。

现代是一个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现代是放弃狂热迷信的理性普及，现代是对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级的渐渐轻视，现代是集权梦幻和极端思维的天然障碍。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看重凝固的永恒。树木的生命过程与人的生命过程密切呼应，人世间二十年为一代，木构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国的下一代对于上一代的服从和孝顺远远超过欧洲，但他们最大的孝顺是重振家业、推陈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掌控九州的行为伦理。

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其间自然还包括很多高人隐士因不想让通行言词损碍玄想深思而故意的不着笔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连篇累牍的书籍文明的隐显有无，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现象。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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