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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3页）

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在具体情节上的真实性很可怀疑，但《集异记》在记述中所传达出来的社会氛围和上层交往关系却是可信的。

我对唐代士子自我推荐最感性的了解，来自白居易所写的一封自荐信。这封信是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应进士试前写给当时任给事中的陈京的，所以名为《与陈给事书》，现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内。白居易这封信的大意是：

这些天，您府上拜谒者如林，自荐者如云，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您为他们吹嘘张扬。我不来拜谒，只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给您，说明我的目的与他们不一样，就凭这一点，你也该特别关注一下了。我只想诚恳求教，因为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困难。很杰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却又自以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让他们各归其位。您是天下文宗，当代权威，因此愿意向您袒露我的内心：我白居易是个平民，上无朝廷援助，下无乡绅抬举，敢于到京城来应试完全是凭了文章，到时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断；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进还是可退，自己却不甚清楚，因此请您帮我裁定一下。特送上杂文二十篇、诗一百首，请您在公余之暇随手翻翻。如果觉得可进，请发一句话，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觉得不可进，也请发一句话，我就甘心退藏。是进是退，我心中斗争多时，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

白居易的这封信写得不卑不亢。考试在即，究竟自己是不是一块材料，该不该继续努力，请名人裁断一下，即使落第也落个明白，这番理由，说得很得体。但是，诗文就此送上去了，而白居易对自己诗文的自信并不像他信中说的那样薄弱。请陈京发一句话，我想更多的是希望陈京在读了诗文之后把话发给主考官。到底发了没有我们并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当年果真进士及第。

把以上所举的杜牧、李商隐、柳宗元、皮日休、元结、王维、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在他们那些年代，科举考试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不做在考场内。考试只是一个契机，围绕着它，进行一场选拔人才的大动员。人才们自己也踊跃起来，走出苦读的书房，离别偏僻的乡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试着用文化为轴心进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沟通。做法上确实很不规范，但时代的魅力也就体现在这种不规范之中。有许多事情，规范一旦精密和完满就不再有让人喜悦的生命力，科举制度显然也是如此；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远拒绝规范呢？又不能，因为原始性的可喜很容易因无序而转化为可恶，不设置足够的规范必然会把事情彻底搞糟。这便是人类经常要遇到的两难：总要告别生气勃勃的无序状态，总要迎来防微杜渐的严整格局，结果，又总是因整体性规范的失度而走向新的无序。

以科举考试中推荐的问题为例，既被允许，久而久之自然会有大量阴暗伎俩产生，而即便是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们那样的上好诗文也是敌不过阴暗伎俩的，因此当初像他们那样大大咧咧自我推荐和被人推荐也就会完全失效，唯一的办法是制订严密规范来与阴暗伎俩作斗争，这是令人沮丧又不得不为的事。创业之初的健康与大方，终于被警觉和琐碎所代替。到了宋代，推荐理所当然地被阻止了，为了防止考官接受试卷外的信息，实行“锁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须住入贡院，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直到放榜的那一天。长的时候，一锁就是五十来天，也够闷人的。唐代试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让考官知道这是哪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再后来，怕考官认出笔迹，干脆雇一帮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杜绝作弊的可能。

其实作弊是杜绝不了的。科举考试决定着一个人的全部升沉荣辱，总会引得不少人拼着性命来做手脚，官方发现后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一切对策又很快激发了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环往复，日臻精微。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场某些士子和官方层层递进的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投机取巧的无能之辈。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当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尽管他们在文化才能上还是合格的。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还是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据说连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们对应考士子浑身上下细细摸查的做法也大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读过圣人诗文的人，怎么能像对付盗贼一样来对付他们？但是即便朱元璋也无法阻止一种整体机制的必然需要，明代的搜查更加严格。考场门口出现的情景是“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察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为了防止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考生进考场穿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纷乱的羊群。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说起来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时既然允许推荐和自荐，整体气氛宽松，不太把这种小手小脚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试中替别的考生写文章，当“枪手”，远近闻名。公元八五八年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们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摆出，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写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场了，也就松了一口气。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次，他竟然在考官注视下的不长时间内，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试卷！这件事听起来太有传奇性了，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他是如何完成这极其艰难的操作的，但这种作弊在当时并没有惩处得要死要活，在今天听起来还十分有劲。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枪手”替别人考试，查出后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我想，能够有胆量替别人考试，别人也可以信托他代试的那些人，学问和写作能力一定高于大多考生吧，他们应该是有把握中举而又未能中举的一群。为什么有把握中举而又未能中举呢？我们完全不得而知，只知道现在这群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戴着木枷站在考场门外了。天很冷，考场设在北方，这些读书人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眼前，一大片穿着白花花单层羊皮的考生在蠕动。

6

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

科举本是朝廷与文人之间秋波对接，文化与政治之间情缘初订，但是，这种好不容易开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留情面！乍一看，考场门口如狼似虎的兵士显示着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实际上这只是整体不信任的一部分。例如推荐和自荐的行不通，在我看来，首先不在于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而在于社会对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确地指出，推荐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为敢于推荐别人的热心人和敢于接受推荐的官员都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其取人畏于讥议，多公而审”（《容斋随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推荐错了人，整个社会都会讥议，这是任何自爱的正派人都不愿意领受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审。但是，我们的考官是很难长久地维护住自己的声誉的，原因不在于品质而在于机制。品质再好的考官，在社会存在方式上也有多方面的可攻击性。

其一，权力网络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在考场以文化知识裁断考卷，但在官场却又是不大不小的官员。是官员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顾及和忌避的地方，这与以文化知识为至高标准的考场法则有根本性的矛盾。他当然可以宣言只顾考场不顾官场，但如果真是这样，他裁断考卷的权力是谁给的？反过来，倘使太顾官场，他作为考场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会污渍斑斑。多数考官是想在两相平衡中稍稍偏向于文化形象的，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唐德宗贞元年间，礼部侍郎权德舆知贡举主持考政，皇帝的宠信李实暗示他几个必须照顾的人选，权德舆拒绝了，李实大怒，干脆公开提出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权德舆接受，而且二十个人的前后名次也排定了。李实大言不惭地对权德舆说：“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录取，否则，你就会贬谪到外地，到那时后悔无及！”这下权德舆不能不陷于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实的话办，必然被社会耻笑；但不按他的意思，他一定会到皇帝那里诬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实不能再胡作非为。但李实对权德舆说的那番话，历来有很多考官都可能听到过，他们不可能都正巧遇到改朝换代。他们怎么做，可想而知。

其实，比权德舆受到李实威胁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礼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令狐峘担任主考官以来，高官中荐托的人很多，但名次数额有定，当然不能全部满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图扳倒他作为报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收到当朝宰相杨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顾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别的官员揭露（甚至可能也怕宰相是否有意试探），想来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来信上缴给皇帝。皇帝见信后把宰相找来问了一下，宰相杨炎见自己写给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里，十分气愤，就向皇帝反诉令狐峘。皇帝总是更相信宰相的，听完之后就骂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贬了。在这里，作为主考官的权力不堪一击。

在朝廷各位高宫中，相比之下，好像考官的是非特别多，特别需要照顾前后左右的关系。公元八二〇年礼部侍郎李建主持科举考试，事后朝廷认为他没有主持好，理由是“人情不洽”，让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实上并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坚持以文化知识标准取士，反对请托。白居易后来说他“在礼部时，以文取生，不听誉，不信毁”；徐松说他“盖不听毁誉，故不免于遭谤也”。但白居易、徐松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盖棺。

令狐峘们一个个被贬了，李建们一个个调任了，只有那些绝不像他们那样做的考官们诚惶诚恐地在考场上正襟危坐。他们明白，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人情练达。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敏地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色，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练达在无奈中，劳累在灵活中，规范在机巧中，消融在网络中。

其二，座主声誉上的可攻击性。

一个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国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社会声誉之高简直无与伦比。朝廷为了强调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声誉，上文提到过的唐代进士及第后有“拜谢座主”的仪式，便是其中一个措施。座主就是主考官，进士拜谢座主既有真诚的感激也有实利的考虑。座主既受朝廷任命，及第进士自称门生必为自己增光，而且也会出现更多提携的机会。也许考生心底真正在感谢的是某位乡间启蒙教师，但乡间教师无法提供这种机会。于是，考官们在状元、进士们的拜揖中显出一种特殊的重要。

拜谢那天，及第进士们由状元带头，骑马来到考官宅前，下马后恭敬而立，把名纸呈进去通报，被迎进庭院后，列队向东而立，主考官则向西而立面对他们，接受拜谢。集体拜揖、状元致辞、各别拜揖，然后每位进士一一自报家门，“我是某某家族的什么人”、“我是某某人的重表弟”、“我是某某人的表甥孙”，尽量把自己家族亲戚中有点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以引起主考大人的关注。碰巧，也会有主考官同宗同族的亲戚中了进士，而这位亲戚在辈分上恰恰又是主考官的叔叔，那可怎么办呢？按照惯例，反一反，进士必须自称为侄，而尊主考官为叔。家族辈分在这里要服从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让叔叔张口叫侄子一声叔叔，他们两人都会震颤，但震颤得最强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仅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让中国社会最基元的家族伦理结构为他而颠倒！

不仅如此，门生对座主的报答是终身性的，而且若有需要，甚至以死相报。连柳宗元都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厌恶门生中那种一开始毕恭毕敬，到后来忘恩负义的投机取巧之徒，而他们的厌恶在当时几乎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绝大多数门生是会永久地效忠座主的，不愿被大家目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为座主也就拥有一笔比什么都要贵重的生命财富。以贤明著称的唐代主考官崔群与夫人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夫人劝他什么时候为子孙置几处庄园，崔群笑着说：“别担心，我已在全国各地置下了三十处最美的庄园。”夫人大为惊讶，崔群解释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时，录取了全国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们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庄园啊！”把一个个门生比作一座座庄园，实在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这里多少也包含着座主一厢情愿的成分，因为崔群本人对自己的座主陆贽就比较冷淡，做主考官时也没有录取过陆家后代。为此，聪明而幽默的崔群夫人接过丈夫的比喻一叹：“可惜陆贽先生的庄园荒芜了。”

不管荒芜不荒芜，这些有趣的谈论显然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前提：科举考试是国家行为，考试的结果怎么转眼成了主考官的私有财产？这种考试为主考官创造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声誉，但这种超浓度的社会声誉的背后所编织起来的座主一门生网络无疑与国家行为的主旨南辕北辙。一种带有帮会性质的社会小结构产生了，以结构内的无原则纠聚，来对付结构外的一切，成为上层政治生活中一团团根深蒂固的病灶，世称“朋党”。朋党从总体说来是社会的祸害，当然并非全由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滋生出来，但这重关系显然起了提纲挈领式的点化作用，至少为全社会的低层帮会提供了存在的上层理由。柳宗元不是主张过门生对座主的忠诚吗，但他又讨厌文坛上那些拉帮结派之徒，愤怒地指斥他们“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融，生风涛”、“有不诺者，以气排之”。柳宗元的好恶很能代表当时文化界一批高品格文人的心态，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厌恶的帮派之风恰恰与他们所称颂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直接牵连。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处于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复出当权，总要对科举制度作一些实质性的改革，而改革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努力消解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胶固关系。他在《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中指出，及第进士是国家挑选的“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门生这些名号，进士们录取后可以参见一次主考官，今后再也不允许成群结队地去拜谒了，曲江宴、雁塔题名之类立即停止，及第进士三五人自己庆贺宴乐一下可以，但不许把当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来盛宴。李德裕的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由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帮派的。但随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贬，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一切有头脑的政治家或迟或早都会重新发现李德裕发现过的问题，因此试图阻遏座主和门生之间胶固状态的呼吁和措施历代不断。北宋建隆年间朝廷明确下诏，不准把主考官称为“恩门”、“师门”，录取考生也不准自称是某某考官的“门生”，违者就算犯法。可以代表历史对这个问题下结论的是清代大学者顾炎武，他说：“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遂有朋党之祸。”既然如此，那么，历代整治这个问题也就无可厚非了。

虽属机制性整治，但诸多考官显然也要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史籍中对他们最常用的指判词总是这样八个字：“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在这一点上，不仅朝廷，而且连社会也对他们表示出很大的不信任。清代一再出现的酷烈的科场案，便是朝廷的这种不信任的病态表现。想当初，朝廷正是想借几双最值得信任的眼睛考察一下社会上有哪些士子可以信任，才推出科举考试的，没想到最终连那几双眼睛也无法信任。在一切都无法信任的气氛中，什么事情都会变质。最可怜的是那些考官，自己的眼睛早已被多年诗书和成堆考卷磨成昏花，偶一抬头，竟发现上上下下有那么多不信任的眼睛逼视着，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其三，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们在权力和声誉上既然都难于自立，那么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资格了，但可悲的是，他们作为一个庞大帝国遴选行政管理官员的主要执行者，在文化资格上也是十分脆弱的。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那么长，涉及的范围那么广，包罗的内容那么多，一个再刻苦用功、博闻强记的人穷其一生也只能把握其中极有限的一些块面，而对其他块面只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印象罢了，这种情形，科举考试的主持者、命题者和阅卷者也未能例外。但考生来自全国各地，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即便在同一文化模式里也会有不同的记忆侧重，因此考试中涌现出来的文化信息之纷乱繁杂往往超越考官们的可控范围。更要命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文人互相评鉴文化知识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一有细节上的记忆失误，立即哄传为笑柄。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总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错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程度。考官对考生是这样，社会对考官也是这样。这种传统一直延伸下来，直到今天，有些历史学家在嘲谑科举考试是一场不学无术的骗局时，往往也动用了一些文化细节，这应该说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设想在古代，考官们为了免使自己暴露哪怕一丁点儿的文化缺漏将会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难。

《明史记事本末》记载，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会试，考试后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知识性的误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生前褒扬的十个弟子和孔子身后人们祭祀时配享的十个弟子有点混淆。考官阅卷时可能只欣赏立意和文词，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落第考生知道后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了脸，自认晦气不敢吭声。这件事很能说明一种过于沉重的文化传统与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之间的深刻矛盾，考官只不过是这场矛盾中的润滑剂和牺牲品。他们随时会被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文化细节噎得喘不过气来，不能不始终如履薄冰。

在这种心态下，可能产生的笑话反而更多。乾隆年间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这位考生竟被取为解元。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他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

这种麻烦连一些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詹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不会太畅快，因为我们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深不可测又朦胧混沌的中国文化几乎能为任何一种勉强自圆其说的答案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照理像翁同龢这样的学者是最有文化资格来主持考试的，但这次他错了，错在不知道某位考生对中国典章文辞把握的范围。那么主考者应该以哪一条水平线来与考生对位？谁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科举考试有客观标准，不相信自己阅卷判断的准确性，只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弃取，便暗暗地用抓阄的办法来领悟“文昌帝君”的旨意。据说清道光年间的穆彰阿就是这么干的。这实际上是对考官职责的全面放弃。

主考官们在文化资格上还会受到更恶性的挑战，并按中国惯例，由文化而直接诱发政治威慑和政治迫害。考官们不仅避不开朝廷的斧钺，而且也躲不过考生的利剑。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主考官，考生李权通过亲戚邻居的关系来走门路，性子刚直的李昂大怒，召集起考生当众责斥李权，而且把李权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来贴在街上。于是李权决定报复，他找到李昂，出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李权：古人说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的文章不好，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传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吗？

李昂：有何不可！请吧。

李权：有两句诗，“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是主考大人的吗？

李昂：是的。

李权：您诗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是说古代的尧在他的表老之年不想再统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权位禅让给许由，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想掌权，而且根本不想听让他做官的话，认为是最坏的话，听到后还到水边去洗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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