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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言与象的互在（第1页）

卷四

言与象的互在

真实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有真实都是我们理解中的真实，是某种文化语境规定的真实。问题在于：这种规定是怎样完成和演变并且合法化的？前不久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一项新技术：通过测定面部的血流和温度，可以较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那么什么是说谎？什么是谎言所违背的“真实”？是谁规定了并且怎样规定了这个“真实”？为什么一旦违背了这个“真实”就会严重到引发生理紧张？会造成言说时的心悸以及面部血流和温度的突变？

“我去过太平墟”，这句话是真实的。“我怀念太平墟”，这句话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传统的知识认为，前一句是事实判断，可依客观标准测定；后一句则含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处境而异，其客观标准将随主观选择而游移多变。这样说其实还是过于乐观。因为前一种事实判断同样需要理解和描述，同样离不开主观的先入之见，离不开一系列文化符号的运作。什么是“我”？低智能生物会不会有“我”的概念？人是在怎样的文化觉醒后才把“我”与他者分离？还有，什么是“去”？“去”的位移在怎样的文化坐标里才能被辨别和比量？比方说，在超光速运动的世界里或者分形几何的四点五维或二点七维空间模型里是否会面目全非？最后，什么是“太平墟”？为什么不能换一种说法，将其说成是那一片山地（地理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群楚民后裔（人种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系列事件（历史学意义）？即便我们奉行政意义为至高至尊，那么“太平墟（公社）”为什么不可以是曾经被命名的黄龙寨（清末时期）、或者第十八乡（日伪时期）、或者黄龙乡（土改时期）、或者红星高级社（合作社时期）？……这就是说，当说出“我去过太平墟”这一所谓事实时，我已经暗中预置和暗中筛取了大量的知识规约，不假思索地肯定了它们。

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规约，我无法这样说，至少是不会说成这样——我无法保证自己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面对测谎仪面不改色心不乱。

显然，“我去过太平墟”一语里的全部文化沉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会天经地义永恒不变。这正像一不等于零这样简单的事实，一旦离开常规的参照系，在特定的数学条件下也能成为谎言。

这就是你说过的，事实与价值并不是那样截然两分，总是处于互为表里的状态，纯粹的事实判断和纯粹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每一项“真实”，都源于历史上某些非常复杂也非常激烈的文化斗争。经过一系列成功的符号运作，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毫不犹豫地判定什么是真实，说起来用不着面红耳赤；而且进一步相信凡真实才有价值，才是好。但文化斗争是天上飘下来的幻影而没有真实性的起点么？历史就是这样在数种或数十种文化符号的旋涡之中消散么？历史深处就不再有更为坚实的什么东西——比方我的一切所作所为就不再置身于真实与虚假的冲突？我对这种说法也有深深的不安。诚然，我相信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真实”，不过是符号配置的后果，比如，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过是来自权力、组织及其各种相关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服从一整套有关尊严体面的流行文化体制，与其说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实，毋宁说是消费分子们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世间诸多物事有些已经高度符号化，有些只是低度符号化，甚至与符号性能无关，需要我们依据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这里出现，身体在这里出现。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面前，任何庞大的符号系统才显得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因为人的出现，层层叠叠的符号累积才能确立人的终极，依靠对人体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场一样获得了真实性的重力——尽管真实在文化符号覆盖之下总是晦暗不明，在当前文化符号巨量高产之下更加晦暗不明。我们当然应该注重人的心理需求，关于“尊严”的需求可以让有些人亡命轻生，哪怕以生理为兑换代价。但我们不能说一切尊严感都是同质的符号，意义生成的符号长链，或是源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于个人的畸态虚荣，两种尊严感终究大异其趣。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ficient）。这是一个衡量贫困化的指标，指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人的收入九成要用于基本生存之用，那么系数为零点九，故“现代社会”一般是指恩格尔系数极低的社会，至少低于零点五以下。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困顿在缓解，体力劳累在减轻，触觉不再占据全部感觉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饥饿、寒冷、疾病、创伤等刚性和极限的感受渐渐退出人们的知识范围，生理的需求更多让位于心理的需求，财物的竞比更多代理着文化的竞比，代理着什么样的生存才更体面、更文明、更个性、更有趣的计较。于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强，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号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实”变得混乱不堪，甚至渺不可寻。与此相比较的是，在一个极为贫困化的社会里，财物要“实”用得多，感受要“实”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粮食，可以成为验收一切真理的依据，物质的依据，客观的依据，独断论的依据，就社会一般和总体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号都只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了没有。我是说文化分析对“真实”的消解，完全是一个小康社会的现象，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端纯属自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大量涌现的现代“真实”有及时的知识反应，同时必须对判断标准的悄悄转换有足够的历史理解，必须理解在恩格尔系数零点五这个界标前后，真理不是一回事。在此之前，有粮食就是好的，有粮食的幸福是真的，这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几乎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但是在此之后，有别墅或更多别墅则不一定是好的，有别墅或更多别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没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不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这当然只是一个非常简化和粗糙的描述，只是选择了较为极端的例证。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其他。我想你完全了解当前的情况，仅就财富分配这一点而言，电视台正播放着非洲秃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行将饿毙的孩子，也正在播放着美国人为如何科学有效地减肥而发愁。二十一世纪同样有复杂的局面，有些地区和阶层已经、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贫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极限。因此，不仅过去的“真实”与今天的“真实”不同，这里的“真实”与那里的“真实”也不同，一个人在此事上的“真实”和在彼事上的“真实”也不同——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均质的历史和世界里产生着、发展着、交流着以及冲撞着。这使我们的符号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决定论——正像我们以前不能滑入经济决定论。

如果我们需要对“真实”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对某些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遗产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为了小心的自我设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测的外衣，变成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当前诸多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家那里一个越来越大的误区：符号学成了虚无化的符号游戏。

月光

月光灌进窗内，流淌到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月夜竟如白日一般大亮，远处的树叶竟清晰得历历在目。湖水是月光的冰封，山峦是月光的垒积，云雾是月光的浮游，蛙鸣是月光的喧闹。月光让窗前人通体透明，感觉到月光在每一条血管里熠熠发光。

似乎是一根树木咣当一声倒了，惊得远村发出声声狗吠。其实这不是风吹倒的，也不会有人深夜光顾这个地方，也许只是某个角落积蓄月光过多以后的一次爆炸。这一类爆炸在月夜里寻常无奇。

又融入这一片让人哆嗦的月光了，窗前人有一种被月光滋润、哺育以及救活过来的感觉。二十多年前离开这里，走进没有月光的远方。二十多年前的他没有想到，即便有一万种理由厌恶穷乡僻壤的荒芜和寂寞，他仍然会带走一个充满月光的梦，在远方的一个夜晚悄悄绽放。月光下的银色草坡，插着一个废犁头的草坡，将永远成为他的梦醒之地。月光下的池塘，收集着秋虫鸣叫的此起彼伏，将永远成为他的梦中之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澄江涵皓月，水影若浮天”（萧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杜甫）；“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李煜）……古人咏月之诗词可谓多矣，让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有了这一切，眼下的月光还是一般的月光吗？还是这些诗词出现以前的月光吗？窗外的月光会不会悄悄闪耀着诗词的节奏和韵律从而动人心魄？反过来说，在读到这些诗词的时候，人与人大概难有同样的感受。相对于那些从来只熟悉都市里各种路灯、车灯、霓虹灯以及灯箱广告的读者来说，一个长期在月光中浸泡过的人，一个长期来月光富有得可以随意挥霍的人，会不会读出别有滋味在心头的李白、萧绎、张九龄、杜甫、王维、张若虚以及李煜？

秘密

我把出差的路线折了一下，腾出一天时间去太平墟，爬上横冲子后面的大岭，看看我们当年开垦出来的五千亩茶园，有一股兴冲冲的劲头。我到了那里有些失望，发现房子多了几幢，但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迹。当年的满目青翠已经遭到肢解和蚕食。溪北的茶园已经荒芜，淹没在草丛里，高过头的芭茅早把小道封死，只有两只野鼠钻来钻去。另一片茶园则变成了一个砖厂的取土场，大片残破和裸露的红土十分刺目。

我没有见到什么熟人。一个放牛的老汉告诉我，这里早就不叫“青年茶场”了，改名什么公司了，眼下由一个姓周的老板承包，每年缴给乡政府四万元。

我不大相信这个数字。老汉认真地说，是四万元，茶叶销路不好，再说现在茶树也少了，四周的老百姓闹地权纠纷，要回去了两千亩，大多数分掉了，也荒了；加上退耕还林，办砖厂，开公路等，又废掉了不少；等来年这批老茶树砍掉，能剩个七八百亩也就不错啦。

他以为我是茶叶贩子，说老板今天不在，下山给亲家吊香去了。

我有些难受，什么话也没说，在大片裸露的红土上信步走着，踢得一个土块飞出去孤零零地响。我在红土上走着想起当年扎在这里的垦荒营地，想起当年这里的人字形茅草工棚，想起每天深夜里嚓嚓嚓的一片声浪——是我们在石头上磨着锄头和柴刀，以便第二天斩草刨根时能有利刃。我在红土上走着想起当年我们每个夜晚还在这里砍削钯头把子或者扁担，因为一天下来总要被我们撬断或者挑断好几根，任何木头都要被肉体摧残。我在红土上走着还想起我们曾披星戴月把炸药、粮食、干菜乃至猪娃扛上山来，挑子还没停稳就滚倒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出粗气，而队长一个劲催促我们起身，说不能歇，说有月光好走路，得抢在月落之前赶到齐家嘴，不然的话今天夜里就困在山里。我在红土上走着在红土上走着在红土上走着想起那一个月光丰富的冬天，还有那一个雨水连绵的春天，男人们都凿秃了十几把钢钎，挖秃了几把钯头，磨得手掌上全是铁硬的茧子。我们当时已经感觉不到什么叫累，因为手脚已经不属于自己，掌钎的手掌震裂了虎口，流出红红的血，都不会有任何痛感。口舌也不属于自己，咕嘟嘟喝下大碗谷酒，就像平时喝凉水一样没有滋味。我们是一大堆人体器官的各行其是，没有神经的联结，因此可以一边睡觉一边走路，一边挖土一边让山蚂蟥叮血，可以在吃完饭以后才发现脚趾甲已被踢翻，血不知什么时候流出又什么时候凝固。我们甚至没有性别，累得成了一截截木头，一个个阉人。大雪骤降的那个夜里，有三个工棚被风雪掀掉，而几个家里贫寒的农民没有棉被，仅靠蓑衣和茅草遮身，我们把四床被子借给了他们，自己却在柴草堆里和衣而眠。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火堆不知何时早已熄灭，发现小雁和小青她们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她们也贴挤在我们身边。我感觉到被子那一头的小青把我的脚搂住，当然是怕我的脚冻着。在另一个夜晚，我醒来时还发现小雁的头发正顶着我的下巴，还有吱吱嘎嘎的磨牙声，有含含糊糊地嘟哝：“抱紧我，抱紧我，怎么睡了这么久还睡不热呢？……”

我抱紧了她，其实不知道抱没抱紧就已经重新入睡，直到醒来时已发现她已经起床，在火堆前烘烤着我们大家的衣，熬出浓浓的姜汤味。

她们现在都是人家的女人。

小雁后来在美国遇到我，翻了翻我的一本小说，“你们这些作家很讨厌，什么都往文章里写。我得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希望你永远不要写。”

“什么事？”

“你知道的。”

她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件事，当然会照她说的办。其实我从来也没打算写出她说的那件事。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说出来的，像雪娃娃一遇太阳就要变得丑陋。

我也没有把山上残破和裸露的红土告诉她，没有打算把这次扫兴的回访告诉任何老朋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当年那三百多人历时两个冬春的垦荒没有什么成果，当年的血汗差不多是白流——怎么谈得上当年夸口的“改天换地重整河山”？怎么谈得上当年宣誓的“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充其量就是解放了一个承包商吧？还有四万元承包款，算是对国家贡献的全部，你说得出口？还不如老木那堆肥肉炒楼盘一天的进项，不如他一个哈欠下来捐赠灾区的一个零头。他一听到这事还不笑死？

我得守口如瓶。

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程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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