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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具象在社会中（第5页）

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这种美不是矫饰造作故作姿态，出自生存的自然，是斗争实践的水到渠成，却并非不需要艺术家的手眼。没有这种美，比方没有赤脚光头的甘地而只有西装革履的甘地，虽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会变得沉闷、刻板、累赘、冗长以及成本高昂；有了这种美，革命就有了诗情和想象，有了神来之笔，有了长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并且左右逢源。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民众一举攻下了巴士底狱。其实这一攻占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当时空空大狱之内仅有七名犯人，两个是神经病，四名是弄虚作假者，还有一名是变态青年，属于父母无能管教于是主动送来请监狱有偿代管而已。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占全彼得格勒，但他们在占领车站、银行、桥梁、政府大楼时都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如入无人之境，即便在冬宫里开了火，连伤带死也仅有六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开炮更算不上什么军事行为，没有击中目标甚至压根就没有目标，只是几声表态性的礼炮。但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阿芙乐尔舰炮击冬宫是俄国大革命的象征。如果没有这实际效益极其有限的两次扑空，如果没有广大民众这场哪怕是即兴式的演出，历史会是什么模样？

拉开历史距离来看，如果没有这些象征性事件，革命几乎就不可辨认也难以记忆，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诗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诗境。

象征没有什么实利的价值，却可蓄积和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革命中的象征性事物有画龙点睛之功，以一种有声有色的行动为革命造型和成像，以一种历史创造力的爆发焦聚着大众的理想和激情。在这个时候，生活本身就成为艺术。

电视政治

象征正在现代政治中得到广泛运用。很多政治人士都从历史上诸多成功的象征那里受到了启发。有些人会更加注意个人的着装：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永远是一条黑白格子的头巾缠在头上；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永远是穿着夹克式军上装；美国总统克林顿总是给人身着运动衣在小道上慢跑的印象，好像是个大学橄榄球联队队员；而俄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牛仔裤和旅游鞋来宣示自己自由开明的风格，则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最让评论家诟病，因为这些东西出现在公众面前，青年人觉得好笑，老年人觉得讨厌。

还有很多人会更加注意行动的感觉效果。他们不可能再去模仿甘地的纺纱和晒盐，也不可能再去模仿格瓦拉的独身孤旅，或者曼德拉的铁窗生涯，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像俄国总统普京那样驾驶战斗机和上场摔跤格斗，让人联想到流行影视作品里日本影星高仓健或美国系列电影《〇〇七》里的“邦德，詹姆斯·邦德”，一种“酷”劲光彩夺目，肯定能博得大众的惊喜。很多人已经断定，人类已经进入“电视政治”的时代，政治主导权确实已从政党悄悄移向了媒体，政治人物的镜头表现将极大影响选情。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说过：“三十秒的电视广告和发达的民意测验现在能以令人惊畏的速度和准确性调整政治”，“能在两周内操纵选民的观点”，自我造型技巧正在“把最好的政治家从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开”（见《环境危机下的国家政治》）。他们频繁在公众面前看望灾民、亲吻小孩、慰问残弱、体贴爱妻、热衷体育、漫步街头、与士兵同餐，等等，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形象。这一切即算不全是虚伪之举，但再诚实的政治人物，也得接受整套现代文明造型法则对自己的规定。在一个电子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就是电视节目的一部分，可视的比可说的重要，可说的比可想的重要，一个人即便满腹经纶宏图大略，如果不能为电视提供“料”和提供“秀（show）”，不能有效地把内在素质呈现为一种具体的外部形象，而且是投合民众欣赏习俗的形象，就很可能一败涂地。一九九六年，叶利钦争取俄国总统连任的时候支持率还不到百分之五；二〇〇一年，小泉纯一郎争取出任日本首相的时候，在自民党内也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但他们迅速地脱颖而出，主要靠媒体上的风头更健，最终分别战胜了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市国民党籍的领导人马英九进入冬天之后，还披挂红绶带和身着短球裤，在大街上万人围观之下跑着小圈子，向市民展现自己的健康和青春活力，简直如同猴戏，让人可笑和可怜。一个才华卓著的小马哥真是被整苦了。这种民主制度下取悦于民众的行为，与专制制度下争宠于君王的行为，其实都是酷刑。

中国《南方周末》报不久前一篇文章大标题是：“我们就是要狠狠地作秀！”这种咬牙切齿的决心，刚好证明在一个远离崇高的市场化时代，要创造出激动人心的象征其实很难。市场是平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铁律，因此利欲重于操守，算计之心多于慷慨之情，美的生产已经大大短缺心理资源和现实条件。这时候的政治人物们多少有点生不逢时，即便他们雇用大批的政治形象设计师，即便他们狠狠心让设计师们吃掉竞选总费用的百分之十，还是只能获得一些差强人意的形象包装。娘娘腔之柔，贴胸毛之刚，总是被媒体受众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作秀者还能有什么招？震惊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布什总统在国会发表了诗情澎湃的演说，以超常的雄辩力和鼓动性获得了掌声，而且去清真寺与穆斯林们握手，弥补有关“十字军战争”的失言，显示出他身后整个政治机器的周到缜密。可惜的是，这一切也许来得太晚了，太落套了，不足以弥补他的形象亏损。事件突发之时，他几次声称自己将要回到华盛顿，却一再拖延和躲闪，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钻进一个空军基地的狭窄防空洞里时的双目无神和举止惶乱，曾大大加剧美国人民当时的紧张，让没有防空洞可钻的人茫然无措。他当时为什么非要去路易斯安娜和内布拉斯加不可？为什么不能直接飞去纽约或华盛顿？为什么不能唾弃防空洞而直接去五角大楼或者世贸双子楼的废墟前发表讲话？为什么不能在滚滚浓烟前来凝定美国人民的镇定和团结以及承受灾难的勇气？他后来面对着美国经济的一片休克和瘫痪状况，为什么不能亲自去乘坐一下空荡荡的民航班机？为什么不能去其他任何空荡荡的地方率先战胜自己的恐惧？比方像普通公民一样亲自去逛逛大街？去泡泡咖啡馆？去商店里推着小车购物？……他只要迈开脚步就行。这比他在国会发表一百次精彩演说重要得多。

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广获同情和关切，最缺乏的就是对安全和经济的信心，机场、市场、银行等都有点六神无主。在一个经济学家们命名为“信心经济”的时代，公众信心而不是到处乱窜的军舰和战机，才是让美国社会生活得以摆脱阴影的精神太阳。可惜的是，总统先生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当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而是受制于一种组织体制和一种意识形态逻辑，比方说，在一个崇尚金钱和技术的时代，政治机器通常都会以为高科技的军舰和战机更能带给人们信心。

这种逻辑在九一一以后的美国没有任何改变。

历史提供的机会并不很多。布什丧失了一个把自己定格于废墟背景下慷慨独白的美学机会，丧失了一个用目光来点燃各民族和各教派内心生活激情的美学机会。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错误。

包装

“包装”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流行词。面对一个传媒和信息的时代，大多数商业机构、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国家、教会、艺人以及学者，都不得不更为关注它们的外部造型，包装的眼光已经遍及着装、形体、用具以及某些社会行为，包括赞助体育或学术的慈善举措，包括向艾滋病人或者环保团体伸出援手。这些大规模和全方位的包装，显然都纳入了预算，是一种合理投资，以最大市场利益份额作为预期的回报。

以色列听从一位美国顾问的建议，一直想找一位金发美女当外交发言人，相信一头金发可以大大加强对欧美社会的形象攻势（据埃非社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电）。比利时首相曾下令组建一个包装团队，打造出全新形象，包括广泛使用新的标识语和新的颜色，力图把国家从官员腐败、儿童色情、鸡肉污染等丑闻中拯救出来。团队中的一位广告专家声称：“比利时不大，但我们要使它成为电脑业的virgin（公司名），你不论到哪里都能看到！”而爱莎尼亚也用心良苦，不愿意充当“前苏联”国家，甚至不愿充当“天主教”国家，其外交部长宁可将它说成“预欧盟”国家，“北欧”国家，或者“绿色”国家，力图给听众一种洁净与温和的联想，一种文明主流的联想，从而吸引国际投资（均见美国《外交事务》二〇〇一年九、十月号）。

相比之下，中国有些宣传机构就显得缺弦。一九九九年美国导弹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际，我正在美国，遇到大头和他的朋友史迪温，一起在电视机前等待日语节目结束，看中国台汉语节目开始。这个节目真是把史迪温急坏了。他同情中国，对美国各大媒体有关导弹攻击的一面之词愤愤不满，特地早点赶来要收看中国电视，但盯着屏幕看了好半天还没有看到死者的情况，只看到了一二十来个党政机关以及人民团体按级别高低排序的表态。“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他坐卧不宁地走来走去，把一个杯子拿起来又放下：“三个人丧命，这么大的事！其中一对还是新婚夫妇。多好的题材！新婚夫妇呵，还在蜜月呵，放到cnn手里，不搞得电视前的老太太们眼泪鼻涕哗哗流才怪呢。你们的电视台怎么这样笨？”

他又大搔脑袋，“这么多机构和官员，说的意思差不多，就不怕观众烦？就不怕观众换频道？要说也可以放到后面去说吧？”

大头也跟着急了，指着电视屏幕里的一个发言者：“鳖，少说两句行不行？”

史迪温是从业传播的，深谙镜头煽情和造势之道，批评当然很有道理。我对新闻中的官阶排序同样不以为然，但也生出另外一种担心：假使中国的电视台有了更多新闻敏感，更多的炒作技巧，假使中国的电视台都成了cnn甚至一个个更cnn，事情又会怎么样？诚然，宣传效果会好得多，全世界老太太们的眼泪也可能给挤出来，但死者一旦成为卖点，一旦成为新闻市场的商品，包括死者的亲属一次次被押解上阵，在无数镜头的围剿和瞄准之下，反复招供自己的悲伤，反复呕吐自己的寸断肝肠，反复撕开自己刚刚愈合的精神伤口以惨兮兮的奇观供他人感叹，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否过于残忍？如果他们习惯和乐意这种伤口的展示，其悲伤之情是否会逐渐透出几分造作和几分势利？利用这种造作和势利做成的视听催泪弹，是不是更像是一种宣传而与真正的感动无缘？

事情真是很难办。

美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有内含的外形，特别是在社会领域里，美永远与非权谋、非利欲、非技术的正义和同情相连，不可能是买卖的筹码，不可能被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随意地劫持。与其被宣传机构推到耀眼的位置上去哗众，美更愿意沉默，成为人们不经意的一种遭遇，成为人们悄然入心的一丝心灵战栗。历史中一切有沉沉分量的美，从来离不开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离不开从来无法在耀眼位置上哗众的多数。这决定了美的沉默地位，美的边缘地位。相反，由权力、金钱、技术所支撑的很多强势宣传机构，可以制作出各种热热闹闹的包装，却常常使美变得无根。它们的成功造势，在大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药物除皱，看似永驻青春，其实美在浅表，得不到面部肌肉的支持，恰好以残害面部肌肉为代价。他们对感觉的商品化大生产，正在失去多数人自发和自然的心理参与，正在一步步远离感动，甚至退出感觉，让人们熟视无睹或者一见便疑。

行为艺术

以大头的聪明，以他曾经对艺术的拳拳之心，他似乎不应该不明白美是怎么回事。他曾在太平墟的一小土屋里嚼着红薯丝，用小提琴拉着《伟大的大头畅想曲》，然后宣布：“老子要在三年征服全省，三年征服全国，三年征服全世界！你们就等着拍贺电吧！”这种气吞万里的气概令我佩服不已。他后来居然成为包装业内一个蹩脚的手艺人，完全在我意料之外。那时他还没有出国，不甘心在剧团里当画工，一心想着在画界出人头地，曾灵机一动地请来几个朋友，租下郊区一间库房，打造出几十张各种各样的门，大汗淋漓地运到北京去开办了一个命名为《门》的个人画展。画展多如牛毛，与他同馆展出的就有五个，个个都先锋，个个都感觉，个个都抽象，一时难分伯仲。观众们入馆后大多去了别的展区，一些碧眼金发的西方记者进馆后，也更注意另一个画家的草船和石砖。大头一开始还沉得住气，渐渐冒出了汗，在人流中钻来窜去，发现形势极其危险，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找来墨汁，迅速在大堂正中央画出一个中国的八卦图，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只剩下一束布条遮羞。他在八卦图的中心盘腿闭目打坐，嘴里念念有词，屁股边还放了一圈刚刚找来的断绳头意义莫名。他事后得意洋洋地夸耀，说这一招真是绝了，真是盖了，立刻哗啦啦把绝大部分观众吸引到他的展区来。你想想，行为艺术呵，时髦吧？秀吧？既有八卦，又有裸体，又有断绳头的哲学，是萨特和海德什么什么，你肯定知道的人——他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见我一头雾水，便说反正是那个海什么鸟吧。你想想，中国的和外国的鸟都有了，传统的和现代的鸟都有了，还能不深刻吗？还能不火和shock（惊人）吗？

他在床上翻了个跟头，把烟头胡乱弹向空中，一个劲回味当时的爆炸性效果：洋记者纷纷要给他拍照并且有人在预约采访时间。他只是没有对记者说得太好，生命存在和振兴中华等等胡说了一通。

我看过他当时的照片：很瘦，光着头，赤着脚，半裸身子，安详坐地的样子有点像一个苦行高士。他只是有一点像，因为事实上不是，而是一个习惯于打架斗殴的浪子。他力图把自己包装成高士，等于承认自己向往高士而无力做到，承认自己尊敬苦行而无意实现，并且承认了自己的最终放弃。他体现了这个时代很多包装者对美同时留恋和背叛的内心两难。

他后来有一张画入选了美国的什么画展，事后却被揭发为模仿之作，是不难预料的事。他后来差不多放弃了画画，只能晃荡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做点古董、家具以及组团旅游的生意，也是不难预料的事。包装者们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呢？一个想做包装者又缺乏包装资金的人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呢？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行为艺术”这一回事的，而且一直面带微笑想做个开明人士，一直愿意相信艺术向日常行为的延展，可令人陶醉和惊醒，不仅大大开阔了艺术天地，而且将对人类行为给予及时的诊疗和示范。但我也很快从他那里看到了行为艺术的危险：在市场利益原则之下，如果不说全部，不说大部分，至少有很多行为艺术正在被商业化潮流收编，成了某些才子企图坐地收银的肢体杂耍。

我相信最伟大的行为艺术一定发生在无人观看的地方，比方在荒野，在斗室，甚至在深夜的厕所。就说作家史铁生吧，他的行为艺术有谁观看、评论、研讨甚至授奖吗？他多年前一坐下去就不再站起来，双脚永远告别大地，其医学名称叫“高位截瘫”。

他眼下每三天就要把自己的血彻底洗刷一遍，每三天就要抛放出漫长的血流在自己身旁旋舞——其医学名称叫“透析”。

书

大头下乡前偷过一次图书馆，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他后来想一口吃出个艺术大师，免不了故伎重演。时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省图书馆大部分藏书还封存在省政协旧礼堂，等待着清理和转运。他将有关情况打听好了，多次骑着脚踏车去踩点，做好犯罪前的各种准备，包括准备了一辆拖车，几只麻袋，还有准备动武的铁榔头。他打架从来是用铁榔头，光着膀子光着头一马当先，在中学时代没有人不怕他。

他干得很顺利，几麻袋的法国、意大利的精装画册，一袋袋扛出门，装车离开大楼，没有任何人注意他，更没有人麻烦他。他在出院门时遇到了一个坡，车拉得有些吃力，守门的老头还前来推车，说：“星期天还干活，你真是个好同志呵。”

如果他不是玩笑开过了头，开罪了剧团里的一个女演员，如果那个女演员不知道这些书价值连城，他是根本不会栽在这件事上的。问题是那个娘们到团长那里去哭诉，顺便把书的事情捅出去了，作为对他偷拆情书的报复。警笛尖啸，兵临城下，他被铐起来推入囚车。警察说，别看只是一些书，是动用国家外汇进口的，价值人民币两百多万啦！差不多就是抢了一次银行吧！这不仅让大头自己吓了一跳，也让团长和其他人吓了一跳。有人熟悉刑法，知道大头从这张门跨出去，恐怕是再不会从这张门跨进来了，不知道他年迈的父母双亲这一下能不能扛得住。

三个月后的法庭审判，结果出人意料，只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执行。大头自己对此结果也疑惑，瞪着眼问：“你们骗我吧？就判这么一点？”他一直呆呆地站着，对看押者不辞而别而且自己可以自由回家的事实将信将疑，登上公共汽车后还觉得这坐椅、这地板、这司机不是真的。不是说两百万吗？不是说“一万判一年”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怎么倒来到了大街上？

他事后很久才知道，给他轻判的原因，不是别的什么，全在于他偷的是书。书么，在一般人的眼里并不值钱，也不是钱，藏着知识和良心，有良好的形象。书不是金银珠宝、武器弹药、白粉大烟、电器仪表、钢轨铜线，故中国有句俗语：“偷书人不是贼。”看来法官也是人，在法律和人们的感觉定势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就选择了后者，所谓合情不合法。

不仅如此，握手告别的时候，一位老法官还对他亲切了一番，说：“你虽然犯了罪，还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我那个孩子要是像你一样呀，我也就知足了。”

其实大头算不上爱学习，偷书是一时心血来潮。聪明到他这个程度还需要学习么？他这样的大师和天才还需要学习么？他后来是这样说的，半是玩笑半是当真。像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有更多精彩的诱惑让他忙不过来，使他难耐读书的寂寞。但这个时代仍是一个多书的时代，印刷机几乎都在高速飞转，书市一个比一个更为浩阔，不仅求知者需要书，很多有身份的上流人士有了豪宅，有大书房和大书架，更需要大批大批的书，特别是成套的经典作品——虽然他们可能一个月也读不上三页，打起精神连一篇短序也没法硬着头皮读完。但他们像大头碰上的那些法官一样，像更多的人一样，对书的良好形象心知肚明，不能不多加收藏囤积。他们甚至知道电脑差不多可以代书了，知道电脑更新潮，但不管怎么说，电脑的形象却远不如书那样古雅、深奥、恒久、清高、有年头、有深度，就像暴发户可能比老贵族有钱，但贵族就是贵族；微型冲锋枪比佩剑更实用，但佩剑就是佩剑——贵族情愿在墙上悬挂佩剑但决不会悬挂微型冲锋枪的。他们要最大限度利用书的意象，让这些堂皇的废物充当自己的背景，给自己的人生铺下某种知识世家的底色。

身后有了这个背景，他们就有了一张大大的文化身份证，一张大大的道德介绍信。据说有些商家专门生产空心的精装书，是专门充塞书架的廉价纸砖，大概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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