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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变与不变（第1页）

文学的变与不变注释标题最初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启示录》，2016年。

时间：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地点：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主持人蒋济永：请来韩老师，我们很荣幸。我们这个“人文基地”的创建，就是缘于九十年代，当精神失落的时候，现已成为国家的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了。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作家群里面，有三位很显著的人物，一个是张承志，另一个是张炜，还有一个就是韩老师，他们高举人文精神的大旗，而且是以自己的实践，这差不多二十年来，扎根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以文化寻根和人文精神坚守的姿态，由他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根来向中国也向世界传达了这种精神。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聆听他，把他的东西跟我们现身说法。

好，我们欢迎。

韩少功：向各位青年朋友们学习，我们今晚上做一个简短的交流。题目在屏幕上已经有了。说实话，我刚才有一点吃惊，发现来的人特别多，让我联想到八十年代，中国有一个叫“文学的井喷时期”。那时候文学期刊动不动就发行几十万甚至百多万，作家走到哪里都很吃香，如同歌坛的“天王”“天后”，可以听到粉丝们的尖叫。当时很多青年广告征婚，都标榜自己“爱好文学，爱好哲学”。但也就是几十年过去，现在如果还有人那样征婚，肯定被好多人看成神经病。在网络上，“文青”似乎已是一个负面用词。江苏电视台有一档征婚节目，相亲男士们如果在那里宣称自己是文学青年，通常被相亲女士们叭叭叭灭灯最快。国外似乎也好不了多少。有时候我们在那里做讲座，来了十来个人，主持人却喜不自胜，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了”。

十来个人就算“很多”，这文学未免也太惨了点吧？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据实而言，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文学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学的认知功能弱化。在没有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的时代，作家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信息报告人，文学是主要的信息工具。那个时候的文学家很幸运，怎么写都有人看，都让人觉得新鲜、珍贵、很有用。思想家荀子说：“天下不治，请陈诗。”这就是说，中央要了解情况，要安邦治国，要发动文学家来写诗，相当于写现在的国情调查报告。汉代出现了一种叫“赋”的文学品种，其特征就是铺陈白描，如果写到华科大，必定是其上如何如何，其下如何如何，其左如何如何，其右如何如何，日月山川，木石虫鱼，面面俱到，不厌其详。欧洲人也差不多。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托尔斯泰写一个修道院，也可以有几页甚至十几页的静态细节描写，使文学具有某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含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各科知识，有一点“汉赋”的风格。现代读者可能会觉得那些作家过于啰嗦，差不多是话痨，让人不耐烦。其实那时的文学就相当于今天的电视黄金时段，报纸的头条新闻，作家们的“啰嗦”自有正当的理由。当然，时至今日，我们有了文学之外的各种新兴信息工具，了解彼得堡，不一定要通过托尔斯泰的小说；了解巴黎，不一定要通过波德莱尔的诗歌。虽然文学还是多种信息工具之一，还有个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虚构化等不可替代的长处，但它的垄断地位或霸权地位确实一去不返。电视、互联网的出现，可能给文学书刊的发行量今年划掉一个零，明年再划掉一两个零。强大的新闻业呼风唤雨，已经使文学的认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其他的信息工具。

二是文学的娱乐功能弱化。我小时候逃学和旷课，常常是因为迷上了一本《水浒传》或《林海雪原》。那时候的娱乐方式不多，因此诗歌就成了美酒，戏剧就成了节日，小说就成了快乐大本营。在《红楼梦》的大观园里，几个富二代偷偷摸摸读《西厢记》，在正人君子眼里就算“不正经”，是“玩物丧志”。诗歌的地位也很低下。宋代学者朱熹曾经誓言“决不写诗”。陆游是大诗人，却需要经常自我惭愧，说自己的诗不过是“闲言语”，大概大家都觉得诗歌属于不正当场所，高大上人士在那里偶然出入，一旦被曝光就有失体面。戏剧、歌星、笑星一类的地位就更低了，一直被列入“倡优”之列、“三教九流”之列，从业者的身份很low（低），更别说去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时至今日，据说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正在到来。娱乐的方式和装备五花八门日新月异，娱乐业成了呼风唤雨牛皮哄哄的朝阳产业。相比之下，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唐诗宋词等突然都成了“严肃”文学，“严肃”得像数学，连某些文科学子也觉得这是一种苦差事，一点都不爽。如果不是为了应考升学，他们何必认识鲁迅这种老头子？他们可能更愿意去打电游、蹦迪、k歌、旅游、看走秀、看球赛……再不济也要玩玩手机。世界各地都有孩子们在抱怨：你看我老爸老妈多坏，周末还要在家里读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还有娱乐性吗？还会有粉丝吗？当然还会有。只是没有经过一定训练和教育的人，对文学不一定乐得起来，因此它越来越像一种“小众”产品，其娱乐性正在大量流失，向其他娱乐方式转移而去。

三是文学的教化功能弱化。“教化”这个词可能让很多人不以为然。不过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是有文化的、有教化的。假如有人说，你叫他亲爹，他给你十块钱，恐怕多数人都不会干；如果这个价码提到一百万，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个事实，无非是证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道德准则。后一个事实，则证明道德准则高的人不会太多。这个或高或低的弹性准则，显然就是文明教化的结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古代欧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国除了西藏、新疆等地，汉区的宗教传统偏弱，其替代工具就是四书五经，其中有《诗经》，“诗”也成了“经”，成了最高指示。乡下老百姓讲道理，动不动就会拿关公、岳飞、孙悟空、诸葛亮、包公来说事，实际上去戏剧和小说里找根据，找天经地义和“心灵鸡汤”。这就是学者钱穆所说：中国人“伦理是艺术化的”。也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所说：中国宗教力量不够强大，因此得“以美育代宗教”。这个美育主要指文艺，当然包括文学。

自进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宗教或儒学逐渐衰颓，文学的教化功能就更被放大了。“上帝死了”，雨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应运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以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家的作品，曾是一两代人的精神路标，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命运。作家在那时候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想看，能管理灵魂的，不就是上帝或准上帝吗？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历史常态，至少在眼下，就总体而言，价值观的迷茫和混乱倒好像是首先从文学家那里开始。作家阿来说过：打开你们的手机，查一下各大文学网站排名前十的小说吧，恐怕大多数都是吃喝玩乐，甚至男盗女娼。在很多时候，鼓不鼓励自己的孩子们读小说，已经让很多父母十分纠结。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物质化和个人化的“小时代”，文学家根本不必要、也无能力充当精神教主的角色。因此，每一年都有所谓作家财富排行榜炒作得热闹非凡。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同行们都吃香喝辣，但财富如果能够成为评价作家成功的一个标准，那么按照同一逻辑，我们是否也该评选最富的公务员、最富的法官、最富的和尚、最富的新闻记者？……如果这些评选显得荒唐，那么有关炒作是否都在向人们发出可疑的价值信号？

综上所述，认知、娱乐、教化三种功能的弱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中哪些属于不可逆的变化，哪些属于可逆的变化，不容易看明白。由此产生的困境不全是因为文学界无能，而是因为文化生态正在出现剧烈变化，我们适应也许还需要一个过程。

世界上的变化有两种：一种是可逆的变化，比如秋天过去了，春天还会再来；另一种是不可逆的变化，比如人死了没法复生，脑袋割了没法接上去。一个电子数码化技术的时代，看来就是典型的不可逆变化，就像人类有了纸张以后，无法再回到没有纸张的时代；有了印刷术以后，无法再回到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不过，当这种不可逆变化与可逆变化两相交错，我们又该怎样小心地辨析和把控？事情常常是这样，变中有常，变中有恒，变中有不变。传统形式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看来正在相对收缩，但换一个角度看，作为广义的文字之学，文学似乎反而进入了一个疯长阶段，正在迅速地扩张和繁荣。手机段子不是新的小品？博客是不是新的随笔？流行歌曲是不是新的诗词？电视连续剧是不是新的长篇小说？……这些新产品虽然跨媒体或多媒体，但都富含文学元素，离不开文学的支撑和推动，几乎就是改头换面的文学大升级。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得来看一看，有关文学的哪些基础性命题还值得再提一提。

其一，人类永远需要语言文字。多年前，电话普及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大家都不写字了，但一旦博客、微博出现，网友们写字其实更多。到后来，电视、视频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又认定“读图时代”到来，文字还是可能要作废。不过这种算命仍然不一定靠谱。我们都相信音像技术及其产品将在未来的文化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没错，但钱锺书先生很早以前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没法画出来。比如说爱情，说“爱神之箭射中了我的心”，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刺穿心脏吗？用“放电”来比喻爱情，同样是不可画，你画一些插头、插座、电线，还是画电闪雷鸣金光四射？文学的修辞之妙，常常表现词语的错接、重组、巧配、虚拟，超越实体原貌和物理逻辑，因此不可画，也不可拍摄，是“读图”够不着的地方。不仅如此，“窗含西岭千秋雪”，这里的窗、岭、雪都可以入图，但“千秋”没法入图。“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里的门、吴、船可以入镜，但“万里”同样没法入镜。抽象功能一直是语言文字的优势，是人类智能的最大动力和基本支撑。“社会”“思想”“文化”“代沟”“生产关系”“存在”……这一切抽象概念更无法图像化，只能交付给语言文字来管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缺少了这些概念，回到一个只有画面和声响的世界，人类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会不会回到老鼠和猴子的思维状态？

其二，人类永远需要有情有义的价值方向。一个纸醉金迷的物质化时代，是很多特殊原因造成的，不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点。钱当然很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么，但是在温饱线以上，对于个人幸福感来说，钱的边际效应其实会逐步减退。吸毒、犯罪、邪教、精神病等并不全是贫困的产物，恰恰相反，到常常是物质财富增多时的伴生现象。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已经宣布，精神病眼下已成全球非传染病中的第一大病患，这当然与全球性的价值观混乱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继续警惕伪善，警惕各种有害的意识形态强制，确保人的精神自由。但二十世纪以来几乎失控的恶搞上瘾，无论右派左派的造反成癖，并不能改变这样一种事实：人终究是一种群居生物，需要共存和互助；终究是一种高智能生物，需要文明和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有情有义”不过是人之为人的一条价值底线。有一次，我在家门口遇到一场车祸，看见一辆高档豪车撞倒一辆自行车，受伤者是那种穿着破旧的农民工。当时围观者议论纷纷，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说这个开车一看就是有钱人，这次不被狠狠地讹一笔，恐怕脱不了身。另一种是说这个受伤者肯定倒霉，没看见人家范儿足来头大吗，撞了你肯定只能是白撞！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两种议论者都只关心钱，却不关心地上的流淌的血，没想到首先要去打一二〇急救电话！在座各位中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肯定知道，一只鸡看到另一只鸡被宰杀时也会颤抖的，一头牛看到另一头牛被宰杀时也会流泪的，为什么人看到人血时反而麻木不仁？这是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如果连人的动物性本能都被统统洗掉了，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洗脑离社会危机还会有多远？

如果文学与一般的娱乐还有所区别的话，价值观的真伪、高下、清浊当然是鲜明的分野，有情有义当然是最重要的识别标志。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并不需要多少新观念和新技巧，更不需要高成本和高科技。远古人能做到的，现代人没理由做不好。奇怪的是，眼下有些专家对高成本和高科技用心太多，不惜砸重金，不惜拼老命，一个劲地拼浮华、拼奇异、拼明星阵营、拼三d和声光电……偏偏对情和义用心太少，对当代生活中情和义的观察、体验、表现、创造用心太少。戏不够，鬼来凑。戏不够，钱来堆。由此产生的文化空心化和快餐化，与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精神空虚正好构成了一体两面。

其三，好作家永远需要经验和学养两种资源。眼下有一些投资文艺创作的“公司”，以为文学生产可以工业化，是一些可能的吸金项目，因此雇一些枪手，包几间套房，收罗一些资料，搞几次策划，再签合同下定金，似乎就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炮制精品力作了。有些政府首长也相信这种生产方式，动不动就建园区和赏重金，对这种文化建设“大手笔”感觉特舒坦。要说服他们，说文艺不能如此急功近利，靠钱砸不出来，说好多“神剧”和“雷剧”就是这样闹出来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文学从来没法大跃进，不可能工业化，要不然华尔街为何没有包揽文学奖？一度富得流油的海湾各国，为何也没冒出几打托尔斯泰或曹雪芹？……文学繁荣有赖于各种条件的因缘聚合，特别是依赖作家们的素质，依赖他们亲历性的生命痛感以及刻骨铭心的人生体悟。一般来说，好作家并不是篇篇都好，好作品也不是句句都好，真正构成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作品之魂的那些所谓“诗眼”“文眼”“戏眼”，其实就那么一点点。但正是这个“一点点”，是开花结果的种子，即使在好作家那里也极为稀缺，而且都是一次性消耗，没法用工业化的手段来加以复制，更没法靠金钱来速成和助长。

这种稀缺资源只能靠作者“行万里路”慢慢熬出来的，靠“读万卷书”慢慢酿出来的。“万里路”不是指旅游，是指经验资源的积累。“万卷书”不等于文凭，是指学养资源的积累。这两种资源互生互动，意味着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过程，甚至“国家不幸诗人幸”，“文章憎命达”，是一个在困顿和危机中的成长过程。眼下，中国正在迈向小康，作家很容易当了——其实也不那么好当了，因为很多人都都市化、精英化、甚至职业化，靠国家供养和市场庞大这双重福利，日子越过越滋润，越过越热闹。我们肯定不忍心再把他们关进“牛棚”，或逼他们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头，甚至混进流寇海盗……但如果他们对生活的体察，仅仅依靠餐桌上刷的几个段子，靠街头几张八卦小报，靠观光式的若干次“下基层”，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只是眼红红的要成功，一开始就没想当一个好作家，不愿接受“万里路”和“万卷书”的长期苦熬，那我们就只能干着急。我们就算砸下成千上万的项目经费，恐怕也还是拔苗助长。

据最新的消息，人工智能已经被引人文学创作，比如日本、美国就有人尝试用机器人写诗和写剧本。这有何不可？特别是对那些配方化的、套路化的、类型化的写作而言，眼下的不少“枪手”——以前叫做“文匠”的，差不多就像肉质的机器人，为什么不能机器来替代他们？为什么机器人不可以干得更好、更快捷？机器人既然可以下棋，干掉一个个棋手，当然也可以生产文学，干掉一个个作家。也许可以相信，在各个生产领域，大部分中、低端劳动将来都可能逐步被人工智能接管，文学没有理由例外。但事情有另一面，人类各个生产领域都永远需要高端劳动，需要创造性奇迹，文学同样没有理由例外。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如果机器人不能活得像人一样丰富，不能像人一样生老病死、生离死别、沉浮冷暖、恩怨情仇，那就没法提供这种源泉，就只能“聪明”地翻新一些二手货、三手货、四手货，永远停留在快餐化的低端产能。经验和学养这两种资源意味着特定人生的充分蓄积，是生长某种精神奇迹的长期功课，是文学领域里高端劳动的必备前提。至少到目前为止，谢天谢地，机器人对此还力所不及。而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人的最终价值和最高价值，用任何逻辑程序不足以模拟的价值，也许正是在这里昭然若揭。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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