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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2页）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心领神会让他们受益终身，正如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刚先生所说：“好家风就像春风春雨，我们不会觉得在一件事情上会对自己造成多大影响，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影响、积累就会慢慢显现，甚至影响一生。我有幸经历了这样的家教、家风，所以我能够对社会做一点事，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我觉得家风的影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有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很郑重地告诉钱永刚，说他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他们这些普通的公职人员十分尊重，因为他从未见过钱学森在某一餐随意地穿着背心、拖鞋，或是举止随便，每一次吃饭，钱学森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即使是再平常不过的吃饭也是秩序井然。炊事员的这番描述让钱永刚感慨万千，父亲是这样一个讲求秩序的人，即使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细节，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这样的精神不仅仅是治学严谨的体现，也是个人尊重秩序的体现，就像《家训》中所提到的“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矩”。父亲尚且如此严谨，孩子们自然不敢放浪形骸，到现在都保持着吃饭要穿戴整齐的习惯，可见，“秩序”一词便是在这样的日常点滴中传授给了孩子们。

除了谈及个人修养，《钱氏家训》对家庭建设的劝导也细致入微。钱氏家族的成员家庭观念都很强烈，不仅是普通家庭的夫妻注重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钱氏家族中的名人们也十分注重家庭氛围的营造。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样的现象在钱氏家族中几乎是不会出现的。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当初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才女，追求者众多，但是，她不慕他人财大气粗，不慕他人面容俊俏，只被钱伟长的爱国热情和双方共同的求学向往所吸引。抗战期间，由于物资条件匮乏，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在他们朝夕相处六十一年的风风雨雨里，始终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不管是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还是万象更新的新中国；无论是面临“文革”带来的苦痛，还是后来科学技术的春天……他们始终手牵着手，不曾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方。这便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也是对彼此最牢固、最坚不可摧的承诺。

很多时候，父母对于孩子除了教育他们如何为人处世之外，更多的是要以身作则，将一种精神传递给他们。显然，钱伟长夫妇用自己爱的方式将携手向前的精神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现代社会，有些生活上走向富裕的人家，在婚礼的形式上过分地强调华贵、丰盈，从嫁妆彩礼到婚宴庆典，都费尽心思，极尽奢华之能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新人在经历这些繁复的形式之后，婚姻非但没有和睦，反而终日吵吵闹闹，最后落得个劳燕分飞的结局。所以，婚姻的美满、生活的和美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的相互尊重和爱护，只有这样才能让爱情开出的花永远美丽动人。

除了钱伟长伉俪，钱锺书与杨绛这一对文坛上的“双子星”之间的故事同样被传为佳话。钱锺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同样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满腹经纶的他被认定为无用武之地，因此被下放到地方去劳改。尽管知道此去前路艰辛，但是，杨绛却依然同行，并且始终陪伴左右。当第一批所谓的“老弱病残”被“赦免”回京时，钱锺书和杨绛并未如愿地位列其中，面对未来的茫然，夫妻二人并没有抱头痛哭或是怨天尤人，而是十分平静地走回劳改棚里。杨绛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这样的询问虽然平淡，虽然有些苦楚和无奈，但如果换成其他人也许无法做到如此淡然，可见杨先生的内心之强大。

钱学森的夫人蒋瑛同样选择与他同进退、共患难。那时，钱学森满怀憧憬地希望回到祖国做出贡献，但美国却借口他“知道得太多”将其监视起来不让他回国。原本计划在孩子满月时带着女儿回国的钱学森夫妇被迫滞留美国。

此时钱学森对蒋瑛说先带着女儿回国，但蒋瑛拒绝了他的建议，面对此时犹如遭遇晴天霹雳的钱学森，蒋瑛深知他内心的痛苦，在这个极需亲人支持的时刻，蒋瑛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因此她坚定地告诉钱学森，她不会离开。

随后那段很苦的日子里，蒋瑛给了钱学森极大的安慰，她用心营造出来的温馨和安宁，让心受重创的钱学森能够暂时得到安慰和缓解。多少年来，蒋瑛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始终记在钱学森的心里。1991年，钱学森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这一天，钱学森在盛大的颁奖会上表达了深藏在内心的对蒋瑛的感情和谢意。

钱学森告诉在座的人们，他的职业大家都已知晓，但他的老伴蒋瑛却鲜有人知道。虽然她从事古典艺术歌曲的教学，同钱学森的事业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几十年来，蒋瑛却给了他无限的理解和支持，这一点，他将永远记在心中，不会忘却。

除了家庭和睦是《钱氏家训》所倡导的，亲友之间的亲热互助也是家训的主旨要义，家庭概念的边界在这里被弱化了，家不仅仅是至亲至近的那几个人，亲戚朋友也要相互帮助和支持，具体而言便是“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钱氏家族声名显赫，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故事不少。钱氏家族的怀海义庄便将这种互助变成了一种可以传递下去的形式。怀海义庄和普通的慈善机构不同，是一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家族式凝合的载体，其目的是向族中贫弱的家庭提供帮助。钱氏家族内凡鳏寡孤独者都可以按照规定领到义庄的钱粮，贫困学子都能在义庄的资助下上学。

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怀海义庄经常举办施粥、施粮的义举，这些义举当时帮助了很多族人，获得帮助的族人也不时捐钱捐物给义庄，于是义庄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拥护。怀海义庄的这些义举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整整持续了七百年。这是牛晓彦在《钱氏家训》一书中对怀海义庄的介绍。

史学家钱穆、物理学家钱伟长都是在义庄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与此同时他们又用自己的努力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

帮助他人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现代社会里帮助一事有时给好心人带来了不少“麻烦”，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正常。面对这样的现象，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复杂得很，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教孩子以自私来保护自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告诉他们乐于助人的意义，告诉他们虽然有些人不遵守秩序让社会风气变得不那么清明，但是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正能量占主导。

钱氏家族人口众多、枝叶繁茂，大家庭更教会孩子们要相亲相爱、知晓手足情深的道理。钱学森与堂弟钱学榘便是一同学习长大的，感情之深不亚于亲兄弟。更有意思的是，钱氏家族的人才往往会有十分明显的“青出于蓝”的特点。钱玄同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儿子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钱基博是一代文史学家，他的儿子钱锺书是响誉中外的文学巨匠；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学上的造诣深深影响了儿子钱逊，使之成为儒学方面的专家；钱学榘本身在科学领域就成绩突出，他的儿子钱永健更是继承父志、登峰造极，于2008年10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这就是家庭影响非凡的魅力，这就是家风传承不一样的惊喜。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成为孩子率先模仿的对象，因此，想要让孩子成长为一个健全、出众的人才，父母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力所不及不能成为一代名家，但至少不能让那些负面的、缺乏理性的行为出现在孩子面前，否则给孩子学去了，反馈出来的便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了。

珍贵的少年时光

对于每个孩子来讲，年幼时光的经历常常会影响到他日后的选择和人生方向，在钱氏家族里，父辈对于下一代的培养都十分用心，虽然他们各自的生活境况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主旨却十分接近，就是要培养出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

钱学森的年少时光在钱钧夫夫妇的安排下过得十分充实和丰富，比起当时很多放任自流的普通家庭而言，这样的培养的确花费了他们许多的心力。

钱钧夫本身就出身名门，虽然家道中落，但却仍有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来供他学习，加上他天资聪慧，因此他不仅有机会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他由此爱上了中国文史，而且在此基础上培养了优秀的写作水平，虽然钱钧夫后来将重心转移到教育事业，未能成为一代文豪，但能被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赞赏，已经足以证明其文学水平之高。

钱钧夫在浙江求是院学习时便对教育一事热衷起来，后来赴日留学，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便开始希望以教育兴国，实现国家强盛。但现实并没有体恤他这份苦心，一场场复辟的闹剧、一次次民众的声讨让钱钧夫那颗“以教兴国”之心已是伤透，于是他将重心转到了儿子的身上，专心致志培养钱学森。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出身名门，从小在家中耳濡目染，习得诗书，数学计算能力了得，记忆超群，钱学森超强的记忆力很大程度上遗传了母亲的优点。

对于钱学森而言，他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父亲。钱钧夫不仅把自己爱好读书的习惯传给了他，在很多细节上都匠心独运地给予钱学森不一样的体验。比方说，钱钧夫喜欢把家里的书放在各处，允许孩子随意翻看；他会在周末带着儿子到大自然里去游玩，不管是竹林清风还是荷塘月色，不管是满山红枫还是枝头满压白雪，钱钧夫总是在最美的时节带上儿子去领略最应季的美景；钱钧夫从来不忘培养孩子的艺术嗅觉，所以钱学森自小就接触了国画、西洋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他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喜欢西洋音乐，曾为了一场演唱会而省吃俭用；他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兴致盎然；在北师大附中虽然专业方向是理科，但他同时师从国画大师高希舜学习国画；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还参加了大学里的管乐队，负责吹小号……这些艺术修养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艺术，钱学森持肯定的态度，他曾经这样说道：“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现如今的很多家长都过分地看重学科分数，进而对艺术课程丝毫不在意，有些学校在临近期末考、升学考时，还会选择牺牲美术、音乐等课程来充实“学习”的时间，虽然学科成绩上去了，但其实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才华却被残酷地扼杀了，正如钱学森所说的，难道艺术和科学是对立的吗？当然不是，问题不是出在艺术和科学是否存在冲突，而是出在我们将它们放在了天平的两端，使它们变成了对立的两面。而事实上，只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从素质全面提升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它们确实是一对再完美不过的搭档。如此长时间的应试教育主导虽然培养了众多的高分状元，但他们是否是名副其实的人才，是否真的是能建功立业的新一代还是值得商榷的。

晚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向国家提出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人才并不等同于分数高，但现在我们过分地强调分数而忽略了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有一两个艺术天分极高的孩子会培养成艺术家，而对于其他并不具备这些天赋的孩子来说，艺术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于是“高分低能”的情况便开始蔓延。

而这并不是要求让孩子放弃学习，而是建议大人们在考虑孩子的前途时，将素质培养也纳入其中，毕竟分数无法伴随终身，真正在一生陪伴其左右的是那在年少时便培养起来的素养。

钱钧夫重视钱学森的学科的学习，但他更懂得让孩子广泛地积累知识。每到假期，他就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而且他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便是在假期时多带着孩子拜师学艺。那一次，钱学森央求正做学问的钱钧夫带他去玩耍。钱钧夫见孩子如此高的兴致，于是他便带着他去拜访一位矿物学家，也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林砺儒。

收徒严苛的林校长给年少的钱学森出了一套测试题，本想孩子尚小答不上来，没想到孩子不久便答完试题，而林校长还没看完试卷就已经答应收他为徒。钱学森的成绩每一科都发展得很均衡，当他升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文科老师劝他学文做个思想家，理科老师劝他学理做个科学家。面对这样的选择，钱钧夫把选择权放在了儿子钱学森自己的手上。

钱学森最终选择了理科，他告诉父亲，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深感国家的发展建设对科学技术的急切需要。对于这样的决定，钱钧夫深感欣慰，毕竟多年来除了对孩子的求学意识和能力是他培养的重点以外，孩子崇高远大的志向和爱国意识同样是他多年苦心栽培的方向。如今，孩子能如此抉择，身为父亲的他自然是满身心地支持。

后来钱学森在学校里遇到了很多爱国之士，他与他们一道对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对自己肩上的责任深感重大。在上海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刚入学不久便遇到了日寇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对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身处风暴中心的钱学森也加入学生运动中去，十分活跃。父母听说儿子参加了学生运动的消息后，母亲章兰娟出于爱子之心自然十分担忧，但是父亲钱钧夫却没有劝阻孩子退出，反而写信支持他的做法，并且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同时还帮着钱学森安抚家中为此而焦虑的母亲，告诉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作为母亲关心他的安危可以理解，但更应该放手让他到社会风浪里去闯荡，毕竟社会的利弊要由他自己体会，如此才能让他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社会，从而激励他去发奋读书。

钱钧夫的做法是正确的。的确，在此之后，钱学森更加刻苦发奋地钻研学科知识，也正是这样深刻、具体的体会才让他在大学毕业以后选择到美国学习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并在日后国家需要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即使困难重重依然毫不动摇。

年少时光，钱学森除了同父亲一起学会了如何学好知识以外，母亲的言传身教更让他在知识之外形成了一个始终善良、仁厚的处世之道。母亲善良的一举一动都印刻在少年钱学森的心里，直到他长大成人以后，这些印记依然成为他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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