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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回到家里放下书包我就去拿饭碗，细心的母亲看到我那被尿液和着灰尘弄脏了的上衣赶忙问道：“你的背后哪来那么多泥巴？”说着就把我拉到她的面前。

我本打算隐瞒事实真象，可是母亲已经闻到了那刺鼻的骚味，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有可能又是被欺侮，自己拉尿是不可能撒到自己的后背的，父亲和奶奶听说后也过来了，一看心里也明白了几分，于是轻轻地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说，我不想让他们作无谓的伤心。还是父亲把问题看得深远，无奈地叹着气说到：“看来这书是不能再读了，要不然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奶奶就早早地起床了，收拾好我和她的换洗衣服，趁村子里的人都没起床，我和奶奶就上路了，这是当天晚上三个大人商量的结果，要奶奶带着我到住在离我家有三十多里且是深山老林的表姑妈家，这是奶奶堂兄的女儿和我父亲一向情同手足，是我们全家最信得过的人。

就这样为了保住我这条小命，为了保住我们全家的希望，我被迫离开了本应属于我的书本、教室和老师，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十一、重返校园

我和奶奶在表姑妈家一呆就是半年，姑妈和姑父也等待我们亲如一家，表兄、表弟、表妹都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上午上学，下午就把课堂上尝到的东西再教给我，我和奶奶虽然是背井离乡，但由于姑父和姑妈一家人对我们的善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姑父、姑母象大树一样为我遮风挡雨的养育之恩我终生不会忘记。

快要过年了，父亲来到了姑妈家说是接我们回家过年。同时也带来了令我和奶奶多少有几分高兴的好消息，地区工作队都撤了，我家的成份仍然定为中农，没收的我家的房子暂时还给了我们，只是父亲仍然戴着走资派的帽子，贪污了多少钱仍然没有结论，工作队临走时说是房子暂时还给我们，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命运也总算有了一点转机，我也总算开始有了一点难得的自由。

六七年春天，年刚十四岁的我在经历过那场生死悠关的劫难之后，又回到了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说它熟悉是因为半年前我曾被迫离开这里，说它陌生是因为仅仅半年不见，学校已被所谓的造反派组织糟蹋得满目疮痍。我原本打算重返校园后发奋读书，牢牢抓住这难得的学习机遇，看来一切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开学典礼大会上不见了那个戴着眼镜躬着背的老校长，坐在台上正中央的是一个佩戴红袖章趾高气扬的年轻人，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的校长也是一个走资派，是什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已经被开除回家了，那个戴红袖章的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弟弟，在县一中读书刚毕业，是一个什么组织的头头，现在学校的人都叫他尤校长。

大会开始了，只见尤校长腾地一下站起来，先是举起左臂高呼：“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造反有理！”接着就开始作起了开学典礼报告，只听他吭了一声之后就开始讲话了：“同学们，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统治学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当官论，也要批判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白砖”论，从今以后看一个学生好坏如何，不再是看他的成绩如何，而要看他是不是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个学期开始学校不再发教材了，教师上课也不需要书本了，教师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那次尤校长讲了很多，什么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哟，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专政哟，什么批判读书当官论等等，尽管我那时不懂得什么主义，但尤校长那满口充满火药味的革命术语似乎给我一个感觉学校不是读书学知识的地方，而是一个大批判的舞台，是一个造反的战场，往后的事实也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新学期的第一节课开始了，随着大铁钟的叮当声渐渐地在空中消失，来给我们上课的是一向深受学生尊敬且充满活力的杜老师，今天却一反常态慢慢地无精打采地走进了教室，手中的教科书被一张折叠得皱皱巴巴的报纸所代替。上课了，他有气无力地讲道：“同学们，今年学校没有发书，校长叫我们上课念报纸，主要是念些革命大批判之类的文章。”说罢就开始念起了报纸上的文章。课堂上没有了往日的生气，没有了往日的笑声。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们根本听不懂那些革命大批判文章，于是教室里说悄悄话的，打瞌睡的，画画的，看小人书的。。。。。。五花八门，老师也懒得去管教学生，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我们的老师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又怎么去管学生呢。

果然，就在那年农历三月的一天，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把全校师生集中在学校后面的一片大槐树下召开批斗大会。那时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坐在绿荫如盖的大槐树下，等待着大会开始。会前各班争相合唱造反有理的革命歌曲，歌声一阵高过一阵，此起彼伏谁也不甘示弱，仿佛革命热情在每一个人的胸膛中燃烧激荡，谁的歌声最响谁就最革命。

批斗大会开始了，三个批斗对象戴着足有两三尺高的绿帽子，反背着双手被五花大绑地推上了大会主席台。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其余两个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主席台上早就为他们备好了三个独凳，造反派的头头恶狠狠地命令他们三人跪在凳子上。首先由既是校长又是造反派头头的尤校长宣布他们三人的罪行，这时我才知道他们三人，一个是因为出身地主家庭，一个是因为其伯父战争年代自动脱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学校让他在墙上书写宣传标语，也怪他运交华盖，在写标语时错把“越南必胜，美帝必败。”写成了“越南必败，美帝必败。”一字之差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宣布完他们的罪行，便由他们交待自己的错误。那两个因为出身不好，一向胆小如鼠，一听说要他们自己认罪，就赶忙摆出一副极其诚恳的样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对自己及其家庭进行鞭挞入里的深刻批判，那种诚恳，那种自责，那种痛改前非的决心实在令人感动致至。唯独我们的杜老师至死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理由就是写错字不是有意的，而且是自己发现后就改过来了，并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越是不承认就越是不老实，斗争就越残酷，绳子越捆越紧，渐渐地双手变成了乌黑色，越肿越大绳子越陷越深，开始杜老师还能咬紧牙关，脸上豆大的汗珠只往下滚坚持不吭一声，后来那些造反派的虾兵蟹又将瓷碗砸碎堆在一起令他跪在上面，慢慢地鲜血透过衣服渗了出来，终于杜老师实在熬不过了才有气无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我。。。。。。我。。。。。。我是现行反革命；我。。。。。。我。。。。。。我有罪。。。。。。”就这样长达四个小时的批斗总算结束了。

自那以后，参加革命大批判的活动是家常便饭，不是批判身边的阶级敌人，就是批判刘邓陶王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就连平时的作文也是写大批判之类的文章，到了第二年年底，也就是公历一九六九年元月，我各许多同龄人一样站在革命大批判的舞台上告别了小学，进入了初中。怀着对初中生的向往和对初中神秘的猜测开始了中学生的生活。那时的我说句不谦虚的话，已经成为学生中的成绩优秀者，写作文常常被老师拿来当作同学们的范文，算术得满分是经常的事，由于成绩优秀常得到老师的亲睐，自己对读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满以为进了初中就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任意的驰骋遨游了，可是哪里想到又赶上了开门办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生的主要时间不是在课堂，而是在校外，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辟山造田。

那时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让荒山变成火米粮川的豪迈誓言化作了全国亿万农民了具体行动，就连我们这些乳臭末干的中学生也成了“治山、治水、治坡”的三治大军的行列，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一边挖土方，推板车，一边利用空余时间上课。说是上课，其实就是劳累之余的休息。对于还远没有成年的我们，接连几个小时的劳动之后，混身骨头就象散了架，一停下来就想仰面朝天美美地睡上一觉，哪还有心思用来上课。

辟山造田不仅辛苦而且危险，遇到难挖的还要放炮炸，炸伤炸残炸死人命的事经常发生，我的两个校友就是在那个与天斗其乐无穷的三治年代，一个被夺去年轻的生命，一个丢下了一支胳膊，留下了一个“一把手”的绰号至今。

那年春天公社举全社之力，修建东沟水库，说是要赶上第二年五一前竣工，向五一节献礼，就连我们这些学生军也开进了工地。刚到工地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工地上又开始着手准备午间放工的一次点炮了，这时只听到一声呼唤“狗熊，回去把放在床底下的一盒雷管拿来。”这是狗熊的哥哥时任大队民兵连长的赵大鹏在喊他的弟弟我的同班同学赵小鹏。

那赵小鹏比我大两岁，年纪刚过十七岁，长得牛高马大，读书虽然不进字，可劳动起来却非常积极卖力，听到哥哥的差遣拔腿就往回跑。

一跑进他哥哥住的工棚，首先看到他哥哥放在枕头上的一包万山牌香烟和一盒子火柴。好奇心驱使他抽出一根烟，点燃后摸仿着大人的样子美滋滋地吸了起来。一边抽烟一边钻到哥哥的床底下找雷管。雷管就放在手头上，小鹏很快就找到了雷管，找到后小鹏立刻就打开盒盖，这时的小鹏竞忘了自己嘴里还叨着香烟，不料烟灰刚好掉进装有雷管的盒子里，顿时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装在盒子子里的五十发雷管一下子全都爆炸了，本来就非常简陋的临时工棚被掀了底朝天，赵小鹏也被炸得四分五裂。

随着一声巨响，一股浓烟腾空而起。远在工地上的民工听到巨响，看到滚滚浓烟，没命似地拔腿就往住地跑，跑到后一看，人们一下子惊呆了，用作搭工棚的稻草和树干正在熊熊燃烧，十几米远的一棵大枣树上挂着一条血淋淋的人大腿，远处的黄荆科上一支胳膊正汩汩地往外流血。连长赵大鹏自己住的工棚的稻草已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只有木杆还在喷吐着炙热的火焰，随即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小鹏——小鹏——”

听到这带血的喊声，围观的人们这才从恶梦中醒来，赶忙拿起水桶以及锅碗瓢盆——凡是能装水的工具都派上了用场，很快就扑灭了熊熊燃烧的大火，接着从废墟中扒出了已被烧成焦炭的残缺不全的小鹏的尸骸。就这样一个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便象流星一样在三治工地上消失了。

无独有偶，就在那年冬天，又有一件痛心的事情发生了。公社决定把我们学校附近的一片山岗改成梯田，于是我们学生自然就成了三治工地的一员。那片山岗本来就是一个坚硬的黄土坡，要改成梯田有的地方还要放炮。我们班的学生抽了几个大个子专门负责放炮，班长是放炮小组的组长。按照惯例傍晚收工的时候别人都走了，他们几个人就要留下来放炮。

那天和往常一样，班长带着他们几个人装炸药，点燃导火索，一切都按步就班的进行着。可是等到炮响过之后，他们一数差一炮没响，性急的王猛咋呼着“班长怎么有一炮没响啊？”

“别慌，再等等。”班长一边吩咐着大家，一边关注着前方。过了一会见没有了飞石，没有了硝烟，一切都趋于风平浪静，班长命令大家原地待命，自己飞跑着向哑炮奔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班长伏下身子准备用手掏哑炮的时候，已经被认定是哑炮的它却突然发出一声震撼山野的爆炸声，班长的一支胳膊随着爆破后的土块抛向了天空，他也被当场炸得晕死过去。土块还没有完全落下，人们就拼命地朝工地跑去，从尘土中刨出被掩埋了半截身子的班长，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抢救，虽然保住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可是那被炸飞的一支胳膊从此再也与他无缘相会了，毕业后地方政府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学校做了一名打钟的临时工，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那残缺不全的身影我的眼前总会浮现那血淋淋的一幕。

十二、火海丧生

六七年冬月，我最小的一个妹妹躲过文化大革红卫兵的淫威来到人间，奶奶为了让我记住那个叫人心酸的岁月将她取名为桃生，意在我们这一家是死里逃生。尽管这个妹妹是父母亲的第五个姑娘，我们叫她五妹，但由于五妹是劫后余生，一家人仍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说来也巧，这五妹是我们几个当中长得最漂亮，最逗人喜欢的一个，而且聪明伶俐，不到一岁就开始说话，并且能蹒跚学步了。

说来五妹也是生不逢时；那时我们家既要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接受来自政治的种种磨难虽然不再象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那么来势汹涌；时时充满着血腥的恐怖；但是那种劫后余生的心里余悸还时不时令我们全家不寒而栗。同时我们面临着家大口阔的拮据，那时的中国农民都是靠工分吃饭，中国农村到处都流传着：“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句深刻反映农村经济制度的一句话。每十分为一个劳动日，我家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年底分红能分到人民币一角三分钱，因此大人小孩都会说“辛辛苦苦搞一天，买不到一包万山烟”这句极无奈又极具讽刺意味的打油诗。我们全家八口人当时只有母亲和姐姐是全劳力一天能挣十分，父亲体质很差历来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只能挣到九分，再就是我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劳动半天挣两分，奶奶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在家料理家务带孩子，每到年底分红总是倒欠生产队里一大笔钱；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于是遇到包工一家人不得不起早贪黑；尤其是母亲更是没日没夜地干为的是多挣一点工分少欠一点债，然而就是为了这填肚子的工分没想到却搭上了五妹的一条活泼可爱的生命。

六八年十月，与同历年没有什么两样，季节性的秋收冬播又开始了，秋收冬播是农村最忙的时候，真的是披星戴月，鸡叫两、三遍的时候人们就要起床送肥整田播种，天一亮又开始剥棉花。

农历十月十九这天下半夜老天忽然刮起了萧瑟的阵阵秋风，下弦月也躲在云层后面时隐时现，鸡刚叫两遍生产队就骤然响起了紧急的钟声，紧接着又传来队长那扯破嗓子的吆喝：“变天了，快起来种麦子哟。”随着队长的阵阵喊声，一时间村里鸡啼声狗叫声连成一片。

我家的住房分为前后两排，每排两间。父亲和母亲以及五妹住在前面两间旧屋里，奶奶带着大姐、二妹、三妹、四妹和我住在后面两间曾被工作队没收又还给我们的两间新屋里。听到队长的吆喝和那催命的钟声，父亲、母亲、和大姐都披着阴沉沉的夜色出工了，东边刚泛出鱼肚白奶奶又起床去队里摘棉花，捡棉花是包工论斤计分，尽管奶奶早已退出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舞台，但是遇到这种不下重体力的包工活，为了养家糊口，她还是要拼着命地去挣，用奶奶的话说：“挣一点多一点年底分红时就少欠一点。”二妹、三妹和我也是天一亮就背起书包上学了，家里就剩下年刚六岁还没有入学的四妹和五妹。

早上七点左右大人们还没收工，我们也没有放学，已经起床的四妹听到五妹的哭声赶忙跑到五妹睡的房间去看，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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