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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这些歌还在记忆里,歌声中的很多人和事还在记忆里。越过漫长的岁月,这些记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下,只能换算成渺小的一个数目,换算成四万元——我们无法找到别的换算,只能有这种换算,这种当下太多人所公认的换算。这足以使记忆蒙羞,使记忆者尴尬和可笑,从此沉默无语。但记忆在那里了,永远在那里了,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剜去。记忆是一个人内心中独享的密窟,凭主人的指纹验证准入,没有他人能够分享的口令或通行证;记忆是一个人在密窟里的遍地黄金,在他生后将消失无痕无人知晓。
我不能让朋友们把内心中的遍地黄金投入这蒙羞的换算。
消失
就是在这次匆匆回访中,我得知原大队书记四满后来当上了县委书记,眼下又成了在押的贪案要犯。我有些惋惜,想起当年他在关键时刻的手下留情时还有点惭愧:他帮过我们而眼下我帮不了他。
当时“反动组织”一事闹开了,闹开的内情我以后会说。这里先说闹开以后,消息传来,我们全变了脸色,膝头控制不住地哆嗦,讲话都有些结结巴巴。只有大川还冷静一些,阴沉着脸,抽着烟,要大家不要慌乱。我们都被民兵押到大队部接受审问,其中大川被关押得最长,整整七天,据说还挨了四满的两记耳光,手臂上留有捆绑的血痕,好几天里无法伸直。
他是我们的头,当然是反动组织的首犯,审问中索性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算是有种的汉子。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多言语,一反常态的温和,对女生也不再是压下眼皮,一条窄缝里的眼光要看不看。他把小雁和小青叫去,语重心长了一番。交代她以后去学学绣花,学学裁缝,好歹也能混口饭吃;交代她们以后做事不要太逞能,偷偷卖血的事更要适可而止。看着他一派慈祥长辈从容安排后事的模样,两个女生都哭红了眼睛。
大家越是心情沉重,他倒越是放松,对着门外的青山做做扩胸动作,说你们真是经不起事呵,不就是要一颗人头吗?早死晚死都是一回事么!他喝下一碗谷酒,高唱一曲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烈士就义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唱腔在静静的山谷里特别洪亮。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很多天都过去了……大川的《红灯记》都唱乏了,扩胸动作也做乏了,还是没有出现我们预料中的囚车,甚至没有什么陌生的官家人进村来。大川刮了胡子剃了头,换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衣和一双回力牌蓝色球鞋,一心一意地等着被捕甚至就义,一直没有出工干活,等着等着都有点茫然无措了,不好意思了,这天终于忍不住还是扛一把锄头来到地上,显得有点灰溜溜的乏味。他冲着手中一把秃锄大发脾气,锄楔钉紧了又掉,索性三下两下把锄楔砸得开了花,似乎是记熟了台词并且化好了妆的演员,等来等去只等来了演出无限期推迟,最他妈让人窝火。连我们也觉得,故事如果这样不了了之,虽然是谢天谢地的大好事,却也让人有点空忙一阵的失落感。是一个惊险恐怖片只演了半截子,有头无尾,让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
我们也对锄楔表示愤怒,对所有农具的质量低劣怒不可遏,完全是讨大川的欢心,力图弥补自己某种莫名的愧疚。我们似乎对公安局的警车没有来负有责任,对目睹大川白白英勇了一次负有责任,既然节目虎头蛇尾,我们就不应该争相观看,看什么看?岂不是故意看人笑话?
我不知道四满是因为什么把案子压下来了。我不能不想到,假如那一次不是他装糊涂,案子真闹到上边去,大川真有可能进了大牢甚至掉了脑袋。即使事情没有那样惨,我们让他一个人独揽全部责任,几乎是默许他孤零零代大家下地狱,也是一群懦夫留下了永远的污点。我得承认,我没有他那样勇敢,只是帮他倒开水,替他洗鞋子,殷勤百倍地为他忙前忙后,但从头至尾没有说出那句最应该说出的话,也许是他最为期盼并且最能得到安慰的一句话:
“跑苏联的计划是我提出来的,要坐牢我跟你一起去……”
我犹豫过,但放弃了,于是永远没有机会再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重新想起了这句没有说过的话,重温着面对大川的愧疚和感激,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来到了太平墟,再次走在当年的小路上。如果没有这条小路的提示,我不知道还要忘记多少故事。我有点暗自心惊,不知道遗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因为我遗忘了这件事所以无从记忆;还是因为我不愿意记忆这件事所以如期地遗忘。我想起不久前看一盒录像带,带上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声道的混录。我的录像机不太好,无法滤掉其中的一个声道,两种话音混在一起,让我什么也听不清。后来我尽力要求自己“只听”其中一种声音,奇怪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耳朵有了排除功能,广东话的声音渐渐隐去,直至完全消失。只是我一旦意识到“这盒带子实际上有两种声道”,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控制力,消失的声音就立即轰然而出,重新造成耳边的嘈杂一片。
显然,我的耳边并无一种客观的声音,我的耳里并没有客观的听觉。与其说我当时听到了什么,不如说是我的意识决定了我只能听到什么。一道文词性的指令决定了录像带上某个声道的进退和出没。
再看一张图:
图中央是一个很像高脚酒杯的白色形体。只要你改变一下注意力,只注意两边的黑色部分,高脚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张相互对视的脸。心理学家称这种变化为“图形底色”颠倒。其实这幅画一直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变化了的仅仅是我们观察它的方式,于是显现的东西突然隐藏,本可以忽略的东西倒成了触目核心,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多声道。
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罢。我们以为自己记住了的往事那里,其实还隐匿着很多其他的往事,并未消逝,只是隐形,埋藏在记忆搜索范围之外的什么地方,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只有在特定的情境里,注意力适时改变,它们才会轰然而出。
语言
你也许说对了。具象里藏着语言。人类已经有了语言,已经借语言组织了自己的抽象思维,就不可能还有语言之网以外的物象和事象。在此之前,我一直搜寻语言之外的动静,描述具象如何形成了非语言的隐秘信息。我当然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考察言与象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控制,回过头来看看这两件东西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如何互为其根。换句话说,本书序言中称“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其实并不存在,严格地说,只是一些言词偷偷潜伏的地方。
就像你说的,在人类生活中,任何具象都是被感觉的具象,在远离童心、梦境、诗情、酒精、毒品等乱智因素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神智清醒的情况下,感觉也总是受到理智的控制,包括受到理智的筛选、整理、理解以及创造——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想想看吧,关于民族主义的言说,可以使一个卢瓦河边的割草牧民,发现自己在天主教徒之外还有身份,感觉到他与陌生的巴黎银行家们竟是同一类“法兰西人”,贫富悬殊并不妨碍他们共同站在三色旗下心潮澎湃,唱着《马赛曲》并且对普鲁士或英格兰人挥动着拳头。他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前了。同样,关于阶级主义的言说,可以使一个莱茵河畔的汽车修理工,发现自己在德国国民之外还有身份,感觉到他与井冈山下的雇农竟是同一类“无产阶级”,面目陌生、习俗差异、言语不通等,都不妨碍他们共同在中国战场上冲锋陷阵,攻入豪门大宅没收财产和解放奴婢,把帝国主义一举赶回欧洲去然后热烈拥抱举杯同庆。他的生活也完全不同以前了。在这里,如果没有相关理论的语言传播,如果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指导他们认识生活的那些言词,上述情形完全不可思议。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遭遇了行军、风雨、饥饿、爱情、战斗、友谊、仇恨、欢乐、思念、委屈,等等,人们的感官网捕了无数图景和声音,形成了巨大的具象储量,悄悄潜入他们今后使用的语言。但谁又能否定,他们如此人生体验的获取,他们之所以经历了这样的生活而不是经历另外的生活,其源头不过是某些理论家的语言生产?
社会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多声道混录带,原本杂乱如麻,我们只感受到“民族”或者“阶级”,一如从没有感受到“民族”或者“阶级”,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已经在执行排除功能,已经被某种语言牢牢地操控,将其他声道强行掩埋在静寂之中,直到它们重新轰然冒出来时为止。你说到的现代派艺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一些奇心异智者来说,对于儿童、半原始人、吸毒者、幻想家、精神病一类人来说,现代派艺术的夸张、变形、怪诞也许纯属正常,顺理成章,独得我心,非此不可。但对于现代科学体系规驯出来的成年文明人而言,现代派艺术是如何被接受的?他们为何也能眼放毫光抚掌击节地争相观赏那些蝌蚪状的人形或者尿布状的风景?在很长的时间内,现代派艺术差不多是“学院派艺术”,抽象派绘画、意识流电影,如此等等,在社会大众那里门庭冷落,在学院专业领域里却大受追捧,双方审美趣味的对立,远非一般的“雅俗”的对立,也很难获得自然消解。从根本上说,学院里高产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批评,是现代派风格得到接受和推广的前提,具有重塑文化感觉的魔力。这就是说,现代派是异想天开的无限可能,却并不像人们声称的那样是反语言和反理性的文化返祖,恰恰相反,语言开路,具象跟进,语言阐释在前,具象接受于后,才是现代派艺术征服人心的一般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性攻防过程。没有哪一种电影像意识流电影那样需要大量的理论和批评作为导看材料,也没有哪一个时代会出现抽象绘画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大大多于绘画家这样的奇怪局面。一个法国诗人惊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的文坛,曾经对我说过:现在已经没有现代派文学,只有现代派文学批评——以及专门为这些评论写作的一丁点儿文学。他还说以前是批评家吸作家的血,现在是作家喝批评家的奶。
显然,对于改变了感觉定势的人来说,现代派艺术就是语言所孵化的艺术,是语言意念所强力催生并且强力追认的产儿——这至少是现代派一个方面的情况。
你当然知道,很多学院派艺术具有强烈的观念性,眼下甚至被人们干脆称之为“观念艺术”,是一些图形哲理和象形思辨,一般来说,需要在大量语言辅佐之下才能得到生产和消费。这些艺术总是存活在语言生产繁忙的学院,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显示出它与语言的深度关联——甚至比它所反对的传统艺术更依赖这种关联。
词义
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在总结股市教训时说:“安全第一。”而每一个股市新手也会说:“安全第一。”
这是同一种言词?
是表达同一个意思?
会引导出同样的实践?
索罗斯这里的四个字,积数十年胜败之经验,意味着当年数亿或者数十亿美元的付之东流,可能牵动着他当时的坐卧不宁、辗转反侧、暴跳如雷、摔东打西、撕肝裂肺,万念俱灰,可能联系着他永生难忘的银行逼债、股东闹事、朋友翻脸、亲友绝情、财产变卖、媒体羞辱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景象,真是字字千钧,说出来就是血,说出来就是火——只是一般人听不出来罢了。那些刚出道的股民们在价位显示牌下交头接耳,也在频繁说着这四个字,但他们的四个字可能只是刚刚来自书本,来自友人的说道,来自股评家的指教,每个字还是一个飘飘然的空壳,尚未注入亲历性事件。即便注入过一次小小的斩仓亏空,但几句懊悔或一声长叹,与索罗斯的深度创伤岂可等量齐观。
如果说索罗斯与某个股市新手会在同样的理念下冒出完全不同的举措,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言词有表层的含义,有深层的含义,当深层的含义不可明言时,就构成了言词所寓含的亲历性隐象,像长长的影子尾随于言词之后,是随时可供检索的体验和情感,是言词个人化联想和理解的空间。相同“明言”之下,可以有相同“隐象”,这是因为多数人的初始条件大致接近,在衣食、疾病、婚育、家庭等方面也有彼此差不多的经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对这一方面的强调。然而受制于社会与人生的千变万化,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隐象”的千差万别,包括深隐和浅隐的差别,富隐和贫隐的差别,隐此和隐彼的差别,就像同一种导体,带电与不带电,带交流电与带直流电,带高压电与带低压电,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有到触摸时才可能被人心惊肉跳地察觉。
民间很多禁语就是这样形成的。船民们因为对“沉”船和“翻”船有太多恐怖的往事记忆,这两个字就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两个字谐音的“尘”、“陈”、“晨”或者“番”、“帆”、“范”,等等,甚至也遭株连,成为水上船家的禁忌,一说就让人触电,就让人毛发倒竖怒发冲冠。股民们因为对股价暴“跌”有太多痛苦的往事体验,“跌”字从此也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个字谐音的“爹”甚至也为很多股民躲避,见了爹不能叫“爹”而只能叫“爸”,叫“大”,叫“喂”,否则“爹”一声天地变色,可能让人血压剧增冷汗大冒。
时间长了,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痕迹,言词的隐象已经积淀为本能,进入呼吸、血液、体温一类生理反应,却不一定被当事者所意识。亲历过政治冤案的人,对“专案”、“立场”、“批判”等言词会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本能厌恶。而e=mc2这一公式,对于钻研过相对论的人,也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情感色彩和美感分量,总是在密密文字中分外抢眼,让人怦然心动喜上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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